一个国民党看守班长，救了61名共产党人，14年后被人找到时，正在监狱里等死。

他救人之后——被捕、受刑、判了死刑，逃回老家后隐姓埋名，连当年救出去的人都不知道他还活着。直到1949年，那些人坐进了新政权的办公室，才想起来还有一个"OX"下落不明。

牛宝正是山东无棣人，1931年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当看守员，后来升任看守班长。这座监狱的正式名称叫"北平军人反省分院"，专门关押政治犯，戒备森严。当时因为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薄一波、安子文、刘澜涛、杨献珍等数十名中共干部相继被捕，关押于此。

牛宝正没什么文化，但他看不惯同僚动辄打骂犯人的作派，对这些被关押的人暗自同情。真正让他立场转变的，是一封家书。他母亲病重，家里没钱，他不好意思让同僚知道自己家境窘迫，就拿着纸笔走进了杨献珍的牢房，请他帮忙写信。杨献珍替他写完，还把这件事告诉了狱中其他同志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从这个缺口入手，争取这个看守。

此后，同志们凑钱塞给牛宝正，关心他母亲的病情，跟他聊天，讲外面的局势。牛宝正开始帮他们从外面带进步书刊和报纸。慢慢地，他成了狱中和外界之间的联络员。为了方便秘密联络，安子文、刘澜涛、杨献珍等人按"牛"的英文发音，给他起了个代号——"OX"。牛宝正本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代号的存在。

1936年，华北抗日形势日趋紧迫，地下党干部极度短缺。北方局认为，这批在狱中关押多年、经过考验的干部，一旦日军打进来必遭杀害，必须设法营救出去。经中央批准，决定让61名被关押的党员通过履行登报"反共启事"的手续分批出狱。这个方案争议极大，狱中也有人坚决拒绝，刘格平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宁可在狱中多待8年，直到1944年才出来。

传递这道关键指示的人，就是牛宝正。他多次往返，把中央的决定带进去，再把狱中的回应带出来。从1936年9月到1937年3月，61名党员分9批陆续出狱。

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。1936年底，牛宝正因为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，被捕。他遭受了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竹签刺指等酷刑，始终没有招供。当局判了他死刑。

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，花重金疏通关系，1937年7月将他保释出狱。牛宝正出来之后，没有去找任何人，直接逃回了山东无棣老家，隐姓埋名，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视野里。

1949年5月，安子文给山东省委发了一封加急电报，询问牛宝正的下落。那时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，当年在狱中的化名是"徐子文"。电报发出去，却没有找到人。

1950年，无棣县委干部张学德奉命专程查找。最终在当地一处看守所里找到了牛宝正——他因为历史身份问题被管制，正在等待处置。

张学德问他认不认识安子文、刘澜涛。牛宝正摇头，说不认识这两个名字。但当张学德提到"徐子文"和"刘华甫"，牛宝正立刻说出了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，分毫不差。那是他们当年在狱中用的化名，只有真正接触过的人才知道。

核实身份之后，牛宝正被接到了北京。组织上给他安排了行政十八级的干部待遇，安置在北京市公安局草岚子分监担任预审助理——就在他当年当看守班长的地方附近工作。

1954年11月，牛宝正因病去世，享年68岁。

他救出去的那61个人里，有人后来做了高级干部，有人成了学者，有人在战场上牺牲。而牛宝正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，一个人待在山东老家，没有身份，没有组织，甚至差点死在一个没人知道他是谁的看守所里。他当年传递指示时，大概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，也没想过最后还能被人找回来。

这件事里最难说清楚的，是牛宝正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些。他不是党员，没有信仰上的驱动，也没有得到任何承诺。他只是一个看守班长，被人帮着写了一封家书，被人塞了几块钱，然后慢慢走到了那个位置上。有时候一个人做了某件事，原因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