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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军里还有一个人，独立师师长徐应忠。

这个人在后来的档案里几乎变成了一团烟雾。

有名字，有职务，有编制，就是没有下文。

根据一九三六年红军编制的序列记录，独立师的师长确实是徐应忠，政治委员是高厚友。

徐应忠是怎么当上这个师长的，从哪里来，长什么样，有什么事迹，全都查不到。

长征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，像一滴水蒸发在西北的戈壁滩上。

没有任何文件记录他是牺牲了，是掉队了，还是回了老家。

一个大活人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，就这样在历史里走得干干净净，连一张模糊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来。

这种“失踪”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，但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，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。

战争的洪流裹挟着成千上万的人，有的人被记住，有的人被遗忘，有的人像一粒尘埃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代的褶皱里。

徐应忠的消失，至今是一个谜。

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时刻在想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曾经回过头，看一眼走过来的路。

也许他在某个夜晚脱离了队伍，朝着家乡的方向走去；也许他在某个不知名的山沟里被子弹击中，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就倒了下去。

历史只记住了他的职务，却忘记了他的故事。

再看红五军。

这支队伍跟四方面军其他部队不太一样。

红五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，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，全军一万七千人带着两万多件武器投奔了红军。

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民党军起义。

董振堂、赵博生、季振同这三个名字，在当时的红军里如雷贯耳。

红五军编成之后，战斗力一点都不比老红军差，这些人本来就有军事底子，再加上对革命的信仰，打起仗来嗷嗷叫。


到了一九三六年，红五军渡过了黄河，成了西路军的主力之一。

红五军下辖第十三师、第十四师、第十五师，三位师长是李连祥、吴代朝、郭锡山。

李连祥，河北人。

早年是个牧羊娃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。

后来在西北军里当了兵，跟了董振堂。

宁都起义后加入了红军，一路打上来，当上了第十三师的师长。

那一年十二月，甘肃山丹的县城外铺满了大雪。

马家军的骑兵从三个方向扑过来，速度极快，马蹄声震得地面都在抖。

李连祥带着三十七团在山丹城外设防，敌人冲上来的时候，他拎着枪站在最前面。

部队打光了子弹，他跟士兵们一起上刺刀肉搏。

李连祥被敌人的马刀砍中了肩膀，血流了一身，但他不退，把刺刀插进一个敌兵的胸膛，又被身后的冷枪击中。

李连祥倒在雪地里的时候，眼睛还望着高台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