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7，一九三七年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中，余家寿被关押审查。

释放之后他对组织产生了疑虑，擅自离开了队伍。

他揣着一颗不安的心，一路向东走回了湖北麻城的老家。

余家寿回了老家之后，拿起锄头当了农民。

一九四九年建国的时候，他犹豫再三，找到了当地的组织想要重新归队。

组织上没有批准。

他叹了口气，回到村里继续种地。

一九五五年授衔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麻城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。

后来余家寿在老家深居简出，几乎不再提起自己过去的身份。

直到一九八三年，余家寿在麻城的家中病逝。

他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，这个安静的农村老汉曾经是红军最年轻的师长之一，也曾经是红四方面军中“活张飞”一般的人物。

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到红军师长，又从一个红军师长回到农民，转了一大圈，仿佛什么都改变了，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徐应忠最后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

也许他的尸骨还埋在甘肃某处荒漠里，与那些没有名字的西路军战士埋在一起。

也许他活到了解放后，改了一个名字，在某个不知名的村庄里度过余生，从未对人提起过自己的过去。

他的痕迹消失在三十年代战火纷飞的那张纸上，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这十六个人的故事讲完，会让人生出一种复杂的感慨。

历史的洪流是那样的大，大到一条河流里有无数条支流。

有的人被冲上了岸，有的人沉入了水底。

余家寿主动跳下了船，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。

周时源和徐深吉在风浪中牢牢抓住了桅杆，终于等到了风平浪静的那一天。

陶勇被巨浪拍入水底，却硬是靠着一口气游了上来，换了一身干衣服继续往前走。

而更多的那些人——李连祥、吴代朝、王海清、刘理运、陈家柱、熊厚发、邵烈坤、柴鸿儒、董俊彦——他们被浪头打翻，再也没有浮上来。

他们的尸骨至今留在了河西走廊的风沙里，无人收殓，无人认领。

多年以后，在甘肃的高台、古浪、永昌、临泽一带，当地的老百姓有时候放羊会踢到一些生锈的弹壳，或者在某处荒坡上挖出几根白骨。

他们知道这些是那支穿灰军装的队伍留下的，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遗骨背后是谁。

那些无名的白骨沉默地躺在那里，见证着风沙如何掩埋一切，又如何在春天重新让土地长出荒草。

而那些活着的人，在战后继续开枝散叶，繁衍后代，在和平的年代里渐渐老去。

周时源穿着大校的军装站在北京的街头上，也许会想起甘肃戈壁上那些跟他一起趴过的兄弟，想起那些永远长眠在荒滩上的面孔。

张贤约坐在中将的授衔席上，也许会想起那一年甘肃的风雪里他裹着破棉袄指挥战斗的画面，想起那一仗打完身后的部队还剩多少人。

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，却始终没有改掉他那一口浓重的霍邱口音，到死都保持着战时的那种粗犷脾性。

十六个人，十六种命运。

革命的最高光时刻照耀到了其中一部分人身上，却完全没有照到另一部分人身上。

但每一个人的选择，在当时当刻都是真实的。

不是所有人都想当英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当英雄。

有些人只是时代的灰尘，但他们曾经真正活过、打过、拼过。

历史没有忘记他们，只是把他们放在了自己该在的位置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