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，有一个人让王震将军每提起来一次便心痛一次。这人叫刘亚生，那时他担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。

1948年底，敌人用粗绳把一块大石头绑在他背上，从南京燕子矶的山崖上把他推入了长江。那一年他三十八岁。一百二十天后，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。

刘亚生六岁那年，父亲染病去世。家里没有了顶梁柱，母亲只能让他去给地主放牛。牛在山坡上吃草的时候，他就跑到村塾的窗户外边，趴在那里听。

先生在里面念一句，他就在墙根下跟着小声念一句。日子久了，先生注意到这个光脚的孩子能把《三字经》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

先生心软了，免费收他入了学。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。1928年，刘亚生考取保定第二师范。第二年的1932年，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。一个放牛娃走进了燕园。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怎么从泥墙窗下走出来的，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读得比谁都刻苦。

北大的书桌没有让刘亚生只顾埋头读书。1935年，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他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。北平的军警用水龙和大刀驱散学生，刘亚生被捕关进了牢房。

在获释之后，这个历史系的学生明白了一件事，救国不能只靠笔杆子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他告别北大，奔赴延安，走进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，过去握笔的手，开始学习使用枪支和看地图。

1938年，刘亚生被派往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，担任旅长王震的秘书。

王震见他戴着眼镜、说话慢条斯理，起初担心这个书生吃不了部队的苦。可刘亚生马上就用行动回答了这份担心。

有一次，刘亚生主动提出来要去敌占区侦察。他化装成挑担的小贩，把情报藏在货筐底下，混进了一座有日军驻守的集镇。巡逻的日军拦住他盘问，他故意露出慌张的神色，扔下担子就往镇外跑。

日军一个小队追了出来，被他一步一步带入了三五九旅预先设下的伏击圈。

枪声突然响起来，追出来的十几个日本兵全被击毙。这事过去之后，王震对他很是器重。刘亚生不光能侦察，还常到连队里去给战士们讲形势课。

1944年，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南下支队，向华南敌后挺进。刘亚生这时已经是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

部队一路血战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弹片打进了他的后背。王震叫人用担架把他往后方送，刘亚生死活不肯下去。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，又拄着一根木棍跟上了部队。

这一路上，伤口反反复复地化脓，他硬是咬着牙挺到了终点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刘亚生升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。他从一个穷学生走到副旅级指挥员的位置上，靠的就是这股死不后退的劲头。

1946年6月，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。三五九旅分路突围，转战到了陕南的深山老林里。这时候的刘亚生胃病发作得很厉害，人瘦得脱了形。组织上决定让他和妻子何薇化装北上，转移回陕甘宁边区去治病。

7月的一天，夫妻二人跋涉来到陕西镇安县的黑山镇。他们找了家客栈住下，准备歇歇脚再走。原三五九旅的一名参谋韩子佩，这时已经叛变投敌，正在当地的国民党驻军里当差。他在街上认出了刘亚生，转身就跑去报告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特务就包围了客栈。刘亚生和妻子何薇分别被带走。他的身份彻底暴露。

刘亚生被押解到了西安。胡宗南得知抓了王震的副手，下令想办法劝降。国民党方面先送来了房子、名医和一笔安家费，刘亚生看也不看这些东西。

他们又派叛徒韩子佩来当说客。韩子佩讪讪地坐到他面前，还想说些好听的话。刘亚生只回了他一句：“你活着不如死了干净。”

劝降的路走不通，敌人就开始动刑。皮鞭抽烂了他的背，上老虎凳一块一块地加砖，用烧红的烙铁往他胸口上烫。刘亚生咬碎了牙齿，从始至终没有吐露一个字的情报。

1947年，敌人把他转押到南京，关进保密局的看守所里。审讯的人问他：“你的脑子里还有没有转变的可能？”刘亚生平静地答了五个字：“永远不会有。”

1948年12月，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了长江北岸。南京的特务机关决定对刘亚生执行处决。在一个深夜，特务用黑布蒙住他的头，把他押上汽车，一路开到燕子矶。

江边的风刺骨地冷，浪头不停地拍打着堤岸。特务解下粗绳，捆牢了一块大石头，又把绳子的另一端死死勒在刘亚生的背上。他们把他推到山崖边上，刺刀顶着他的后心。

江北方向隐隐传来解放军的炮声。一个特务喝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刘亚生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：“这就是我的回答。”

特务用力一推，他被缚着巨石，从山崖上坠入了江中。那一年他三十八岁。一百二十天后，1949年4月23日，人民解放军的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