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，遵义会议上，两个人反对毛主席：一个是凯丰，明确表示反对，另一个就是总负责人博古。
 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，之前连续四次反围剿都打胜了，第五次却越打越被动，最后根据地守不住，八万多红军被迫转移，一路上跟国民党军队硬拼，过湘江的时候损失过半，只剩下三万多人。
 
当时管事的是博古，还有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，他们放着之前打胜仗的经验不用，非要跟敌人打阵地战、堡垒战，敌人武器好、人又多，这么打刚好撞在人家枪口上，红军越打越少。
 
走到湖南通道的时候，再往前走就是国民党布好的口袋，毛泽东提出不去湘西，改道去敌人力量弱的贵州，这个意见最后被采纳了，红军转进贵州，打下了遵义城，部队总算能停下来喘口气，也该好好总结一下之前的教训了。
 
1935年1月15号晚上，会议在遵义城里一栋楼房里开始，一共开了三天，二十多个人参加，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，还有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了，博古和李德作为当时的主要指挥者，也坐在会场里。
 
会议第一项议程，博古先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，他在报告里讲了很多客观原因，说敌人力量太强大，根据地的支援也不够，总的意思就是失败是没办法的事，指挥上没什么大问题。
 
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。他跟博古不一样，主动承担了责任，说军事指挥上确实有错误，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一些做法，周恩来这个态度，让会场的气氛有了变化，大家开始放开说话。
 
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反驳博古的报告，他手里拿着提前写好的发言提纲，一条一条讲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这个提纲是他跟毛泽东、王稼祥三个人之前商量好的，内容跟博古的报告正好对着来。
 
毛泽东紧跟着发言，讲了一个多钟头，他把前几次反围剿怎么打赢的，这次为什么打输，讲得明明白白，说之前的打法就是进攻时冒险，防御时保守，撤退时乱跑，完全不符合红军的实际情况。
 
王稼祥当时带着伤，躺在担架上参会，他听完立刻表态，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，直接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，朱德、彭德怀、聂荣臻这些带兵打仗的人，也都一个个发言，同意毛泽东的分析。
 
这时候凯丰站出来说话了，他不同意毛泽东、张闻天他们的意见，替博古辩护，凯丰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跟博古立场一致，他是会上明确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意见的人，态度很鲜明。
 
博古自己也没有完全认错，会上大多数人都批评了他的错误，他虽然听着，但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问题，作为当时的总负责人，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，对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接受。
 
李德更是完全不接受批评，一个劲辩解，说自己只是个顾问，主意都是中国同志自己拿的，不过他是列席会议，没有表决权，他的态度不影响最后的结果。
 
会议最后做了四项决定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，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；第二条让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决议；第三条说常委内部再分工；第四条取消原来的三人团，军事还是由朱德、周恩来负责。
 
会后常委分工，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，毛泽东当周恩来的助手，帮着管军事，博古不再当总负责人，改做总政治部的工作，军队的指挥权，实际上逐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。
 
凯丰和博古后来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们没有一直坚持原来的看法，在实际工作中慢慢转变过来，之后都为党做了很多工作，遵义会议也没有一棍子把人打死，允许人犯错误，也允许人改正错误。
 
遵义会议是红军的一个转折点，之前一路打败仗，越走人越少，这次会议之后，指挥思路变了，红军又开始打胜仗，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，一步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最后胜利到达陕北。
 
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，回头看很有意义，人认识问题总有个过程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，关键是能实事求是，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气，红军才能在绝境中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