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，95万一针的靶向抗癌药刚上市，一位成都的患者打了一针，不到两个月，体内的肿瘤就缩小了大半，医生说再巩固治疗就能出院。
2017年，一款定价95万的靶向药，把一个成都家庭劈成了两半。
老陈是出租车司机，开了二十多年车，什么路都跑过。但他没跑过“癌”这条路。药是有的，一针下去，肿瘤可能就缩了。可一针95万，不包好，只管试。
这个家庭的全部现金积蓄，是7万块。
当一个普通家庭的积蓄，只有治疗方案零头的零头时，真正的风暴，往往不在病房里，而在客厅的饭桌上。老陈的妻子把存折摔在地上，决定卖房。那是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最后的堡垒。儿子反对，态度坚决，甚至可以说，有点“冷血”。他的逻辑核心里，藏着一个普通家庭最深的恐惧：万一砸锅卖铁，人还是走了呢？到时候，活着的人是不是得睡大街？
这不是一个关于“孝”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“活下去”的算数题。一边是亲爹的命，一边是一家老小后半辈子的安身之所。天平两端，放上去的都不是钱，是命，是不同形态的命。
争吵中，一些被日常掩盖的真相，也被撕开了。老陈的二叔，当年买车时借了老陈三万块，一直没还。等老陈倒下了，二叔拎了箱牛奶，塞了五百块钱，说家里也难。那通催债电话，打得像一场道德审判。老陈的儿子终于明白，亲情的账本，从来不是用计算器能算清的。它算的是人心，算的是谁更狠得下心。
最终，拍板的不是吵红了眼的妻子，也不是被骂“没良心”的儿子，而是躺在病床上的老陈本人。
他打了一个电话回家，话很糙，理很硬：“不治了，回家。开了二十多年出租，啥路没跑过，这条命够本了。”
这是他作为丈夫、作为父亲，做出的最后一次“理性决策”。他用一条命，保住了房子的完整，保住了妻儿不被债务拖进深渊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把这个家的窟窿堵上了。
两个月后，老陈走了。
法律上，房子没有变成遗产被变卖。情感上，那套房子却从此多了一把空椅子。逢年过节，老陈的妻子总盯着那把椅子发呆。她不再跟儿子多说话，日子照过，但隔阂像墙一样厚。
后来，没有人再提那针药，也没有人再提卖房的事。但他们都知道，那95万，没有花出去，却买走了一样永远还不回来的东西。
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困境：钱没花，人没了，留下的是无尽的愧疚。钱花了，人也可能没了，留下的是无尽的债务。在这道没有正确答案的单选题里，无论怎么选，都会输得一败涂地。老陈家不过是先一步撞上了这堵墙，而我们，都在墙根底下排着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