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世纪60年代，毛泽东是怎样处理解决台湾呢？ 毛泽东说：“台湾只要回归祖國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所有军政大权、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”。 毛泽东仁至义尽，提出了最宽松的统一要求。
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。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异常复杂，美国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，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彻底割裂出去。美国人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：逼迫蒋介石放弃金门、马祖这两个靠近大陆的岛屿，彻底退守台湾本岛，从而在国际上制造“两个中国”或“一中一台”的既成事实。
面对这种图谋，海峡两岸的老对手却展现出了一种极其微妙的默契。蒋介石在日记里天天喊着要“反攻”，但他骨子里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，坚决反对台湾独立，死死咬住金门、马祖不放。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。在炮击金门时，大陆方面定下了“单日打、双日不打”的奇特规矩，甚至只打海滩不打阵地。这种看似像儿戏的军事行动，恰恰是两岸联手向美国人宣示：这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，轮不到外人来插手。
既然大家都认同一个中国，那剩下的就是怎么统一的问题了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毛泽东开始思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。他深知，要让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放下戒心，就必须给出足够的诚意。这就有了后来震惊世人的“一纲四目”。
1963年，周恩来总理将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整体构想，系统地概括为“一纲四目”，并托人将这封密信辗转交到了台湾高层手中。
所谓“一纲”，底线极其清晰：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。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是所有政策的基石。
但在确立了这个绝对底线之后，接下来的“四目”，条件之宽松，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。
第一，台湾回归祖国后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当地军政大权、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。
这就意味着，台湾不仅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，连各级官员的任命、政府的运作，大陆一概不干预。大家换位思考一下，古今中外的历史里，战胜方对战败方能开出允许保留军队和完整政权的条件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
第二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，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。
当时的台湾，经济尚未腾飞，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，财政上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援助。毛泽东考虑到台湾一旦和美国断绝军事联系，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财政窟窿，直接大手一挥：缺多少钱，北京来补。这完全是把台湾当成了自家兄弟，哪怕大陆当时也并不富裕，依然愿意倾囊相助。
第三，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，等到时机成熟后，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。
当年两岸最大的分歧在于社会制度不同。大陆搞社会主义，台湾搞资本主义。大陆明确表态，绝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台湾。台湾老百姓原本怎么生活，以后还怎么生活。毛泽东甚至在接见外宾时坦言，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，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第四，双方互约不派特务，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。
这是为了消除双方的敌意，让老百姓免受暗战的滋扰，真正过上安生日子。
仔细琢磨这“一纲四目”，可以说是句句掏心窝子。这毫无条件苛求，处处都体现着对历史客观现实的尊重。后来人们常说，“一纲四目”其实就是“一国两制”伟大构想的最早雏形。
光有政策还不行，还得有人传话。在那个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，一位名叫曹聚仁的文化人，承担起了这座隐秘的桥梁。
曹聚仁是个背景很特殊的人，他既和共产党高层有交集，又和蒋经国私交甚笃。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，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、香港与台湾之间。
1956年，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曹聚仁。两人抽着烟，像老朋友一样聊天。毛泽东十分笃定地说：“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，我们可以和他合作。”后来，在与曹聚仁的多次会面中，中共高层甚至细致地提出，可以在江西庐山给蒋介石留一块地，作为他颐养天年的居所。因为蒋介石早年对庐山情有独钟，那里的气候和风景一直让他念念不忘。
种种善意通过曹聚仁、张治中等人，源源不断地传递到台北。蒋介石父子听闻这些条件后，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剧烈的震动。蒋介石曾派亲信在香港与曹聚仁秘密接头，仔细核实大陆方面的底线。
遗憾的是，历史的进程总是有着太多的偶然与羁绊。一方面，国共两党积累了数十年的恩怨，双方的信任极其脆弱。蒋介石始终对和平统一抱有深深的疑虑，总觉得这会不会是一场政治统战的“阳谋”；另一方面，到了1966年，大陆爆发了特殊的历史运动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。蒋介石见状，彻底打消了接触的念头，甚至重新做起了“反攻”的旧梦。
两岸和解的一扇绝佳历史窗口，就这样无奈地缓缓关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