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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7月，陈毅和粟裕带着江南指挥部的主力，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，进入苏北。这一步，彻底改变了新四军的命运。

苏北可不是什么善地。日军、伪军，还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顽固派军队，三股势力犬牙交错，谁都不是善茬。陈毅粟裕的部队刚到，韩德勤就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，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，企图一举将其歼灭。

这就是著名的黄桥决战。

当时陈粟手上只有七千人，兵力是对方的一半。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硬仗，甚至是一场败仗。

但粟裕，这位日后被誉为“战神”的指挥员，在这里展现了他惊人的军事才华。他利用韩德勤内部的派系矛盾，诱敌深入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专打冒进的李守维部。

结果呢？一战下来，韩德勤部一万一千多人被歼，中将总指挥李守维在逃跑时淹死在河里，八十九军军长李明扬、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两位中将，都被活捉了。

黄桥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新四军在苏北彻底站稳了脚跟。

消息传开，整个华中都震动了。蒋介石更是又惊又怒。他没想到，这支被他困在南方的部队，一跑到北方，竟然如此生猛。

新四军的迅速壮大，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威胁。他一方面假惺惺地“调停”国共在华中的摩擦，另一方面，一纸命令发给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汤恩伯：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，全部给我“解决”掉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延安方面再次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，催促项英立刻、马上、现在就率皖南军部北移，和陈毅粟裕会合，否则大祸临头。

这一次，项英终于不敢再拖了。可他还是犯了最后一个，也是最致命的错误：路线选择。

北移有三条路可选。上策是直接向东，进入苏南，那里有陈毅粟裕的部队接应。中策是向东南，绕道天目山。下策，是直接向南，绕一个大圈子，走旌德、太平，再伺机北渡。

项英偏偏选了最凶险的下策。因为这条路，需要穿过国民党军的重兵防区。

1941年1月4日，夜。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余人，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，悄然离开了云岭。他们不知道，一张由七个师、八万兵力编织的大网，已经在他们选择的南行路线上，悄然张开。

几天后，部队行至一个叫茂林的地方，一头撞进了国民党第四十师的阵地。枪声大作，包围圈瞬间收紧。

皖南事变，爆发了。


即便到了这个时候，新四军依然有一线生机。因为顾祝同的八万大军还没完全到位，正面堵截他们的，只有一个四十师。如果项英能当机立断，集中全部兵力，不惜一切代价从正面猛攻，撕开一个口子，并非没有可能。

当时军中不少指挥员，比如周子昆、袁国平，都主张立刻强攻。

但项英，又一次犹豫了。

打，还是不打？从正面打，还是绕路走？他召集了紧急会议，从白天开到黑夜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依然没有结论。他一会儿担心正面攻不动，损失太大；一会儿又幻想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，让对方让开一条路。

就在这争吵和犹豫中，最宝贵的几个小时，被白白浪费掉了。

等他们终于下定决心，准备原路返回，从另一个方向突围时，一切都晚了。国民党军后续部队已经全部赶到，把茂林山区围得像铁桶一样。

接下来的战斗，是一场绝望的悲歌。

新四军的将士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了七天七夜。他们用刺刀，用石头，用牙齿，战斗到最后一刻。

政治部主任袁国平，在组织突围时身中数弹，为了不拖累同志，举枪自尽。

参谋长周子昆，在突围路上与项英失散，最终牺牲。

军长叶挺，在与敌人谈判时被无理扣押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。

而项英，这位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，在少数警卫的护送下，侥幸冲出了包围圈，躲进了一个山洞。

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他或许还能保留一个“突围失利”的悲剧英雄形象。

但历史，有时候比戏剧更残酷。

躲在山洞里的第12天，项英和周子昆的副官刘厚总，起了歹心。他看中了项英随身携带的作为党的经费的黄金，趁着项英和周子昆熟睡之际，举起了罪恶的枪口。

两声枪响，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、副军长项英，和他的亲密战友、参谋长周子昆，没有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黑枪之下。

皖南事变，以一种最惨烈、最令人唏嘘的方式，画上了句号。

九千健儿，一朝覆灭。蒋介石自以为拔掉了心腹大患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但他忘了，这支部队的根，在延安，在全中国的抗日军民心中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就在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几天后，1941年1月20日，延安方面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，任命陈毅为代军长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，张云逸为副军长，赖传珠为参谋长，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。

新的军部，设在了苏北的盐城。

这是一个极其强硬的姿态，等于直接告诉全中国：人，我还在；旗，我照样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