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西有个陶悔庵，在家排行第五。他的妻子某日和婆婆拌了几句嘴，忽然纵身一跃坐到屋顶的瓦片上，大笑不停。家里人再三呼唤劝说，她才从房上下来，开口说话却是北方男子的口音。

妻子说道：“我是天津卫的王老三，谁不认得我？我已经一百三十岁了！从北方搬到南方，住在这一带足足七十年。这宅子原本是翰林蒋士铨的旧居，我还亲眼见过他刚出生的时候。”

家里人听完十分惊恐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鬼魂，还是狐仙？”

那声音回答：“我既不是鬼，也不是狐，乃是半仙。我原本栖身的地方，被你们家五爷拆毁了，害得我无处安身。我暂且在屋檐瓦顶待了七天，又冷又饿，不得已才附身在你家夫人身上。快拿面食来给我充饥！”

家人端来面食，她一口气吃下五斤。所说的五爷，就是陶悔庵。

众人又问：“五爷从来没有拆过房屋，你为何这般说？”
对方答道：“他拆毁的，就是东边厢房庭柱底下那处地方。”

早前，陶悔庵得了一千枚古铜钱，想要让钱币生出青绿色铜锈，便挖开庭柱底下的泥土把钱埋了进去，全然不知那处地底正是这个怪物的居所。

旁人又问：“你既然怨恨五爷，为何不直接附在五爷身上？”
那声音回道：“他手掌生有方形纹路，如同印信，我心里忌惮，所以不敢近身。”

陶悔庵听罢立刻摊开自己手掌细看，果然有一方规整的纹路，平日里他自己都未曾留意。
陶家老夫人出声斥责：“你既然自称半仙，本该懂得男女有别的规矩，为何纠缠我家儿媳？”

附身的妇人当即摆出男子作揖的姿态，开口道：“我也知晓这般举动不合礼法，可若是不附在夫人身上，怕你们不肯依从我的请求。正因为明白男女避嫌，夜里我都不让她合眼睡觉，叫她整夜睁着双眼，就是为了避开瓜田李下的嫌疑。何况我修行多年年岁已高，哪里还会存有龌龊邪念？”

众人追问：“你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？”
对方答：“送我另寻住处迁居。”

又问：“要怎么送你？”
答道：“劳烦五爷用那带有印纹的手掌，拿红纸写上‘王三先生之神位’，贴到东湖岸边的松树上，我便会离开。”

陶家人依照他的吩咐准备妥当，那声音又说：“我还需要成套纸衣纸冠，才能动身。”
家人便去纸店买来纸质衣帽焚烧给他。

话音刚落，又是一阵大笑：“我本是平民百姓，不曾进过学堂，也没有捐钱买过官职，哪里配戴这种带金顶的官帽！赶紧换掉，赶紧换掉！”

众人查看买来的纸帽，上头果然装饰着金顶，连忙取走金饰重新更换。

陶悔庵亲手捧着写好的神位纸牌，送到东湖边的松树上贴好。只听见半空之中接连传来两声道谢，自此之后，陶家再无怪事，阖家安稳太平。

备注:本篇原文收录于清代乾嘉文坛领袖袁枚《子不语》卷十二，是乾隆中期江南、江西民间精怪信仰的一手文人记录。“翰林蒋士铨”为真实历史人物（1725—1784），江西铅山人，乾隆二十二年翰林，与袁枚并称“江右三大家”，幼年确实生于南昌小金台旧宅，与故事中“蒋士铨故居”的地理、人物细节完全吻合，证明故事依托南昌本地真实宅邸流传，并非完全架空虚构。

袁枚主张“性灵说”，不排斥民间神怪传闻，收集乡野异事不加刻意教化删改，完整保留百姓口述原貌；不同于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处处以理学评判怪谈，《子不语》更偏向客观记录民间口述，社会史料价值更高。

精怪“王老三”自称天津卫人、北迁南居七十年，映射清代康乾年间华北人口大量南迁江西、江南的历史背景。清代华北盛行“胡仙（狐仙）、地仙、家仙”信仰，随移民传入南方，形成南北杂糅的“半仙”崇拜体系，故事是南北民俗融合的直观文字证据。

精怪畏惧陶悔庵掌中方纹，将其比作官印，是清代民间普遍观念：读书仕宦之人自带官气、文书印信可镇邪祟。在百姓认知里，科举、功名、官权是凌驾山野精怪之上的权威。

从科学角度：妇人登屋、变男声、手掌印纹等异象，大概率是古代女性癔症、情绪失控引发的歇斯底里躯体反应，家人无法用医学解释，便套用“精怪附身”的民俗框架解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