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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20日前后，左支队进入青海省祁连县境内的野牛沟，随后沿黑河、野牛沟峡谷南行，翻越热水大坂，经托勒、疏勒河谷辗转向西。

这段路程，连续多日没有任何人烟，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，积雪没过膝盖。

没有粮食。从石窝山出发的时候，部队已经断粮，靠着郑义斋牺牲前缝进绑腿里的十二根金条，从沿途牧民手里换来了三峰骆驼和二十袋炒面，撑过了最初几天。

炒面吃完之后，进入了彻底断粮的状态。

最初进入雪岭的时候，队伍偶尔还能碰到几顶蒙古包，向牧民换到一点牛羊肉、青稞和毛毡。

但马步芳随后下令封山，把所有牧民全部驱赶离开。

此后，左支队接连数日找不到一个向导，找不到一顶蒙古包，找不到任何食物来源。

战士们开始挖雪地里的草根，煮树皮，找野草嚼着吃，烧雪水喝。

在积雪深厚的山谷里，连草根都挖不到的时候，有人会把枪托上的皮革割下来放进水里煮，喝那个带着皮革腥气的热水。

没有盐。史料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：一个班分到拇指大小的一块硝盐，全班战士省了又省，整整吃了七天。

长期缺盐缺碘，战士们一个个面容浮肿，眼窝深陷，走起路来步伐虚浮，像是随时要从雪地里倒下去。

没有药。伤病员的伤口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持续恶化，连最基本的纱布都没有。

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，在突围中左臂中弹，伤口化脓，胳膊肿到碗口那么粗，动脉血管也断了。

走到柴沟河边的时候，他已经无法随队行进，斜靠在石头上，高烧不退，两颊深深塌陷，衣袖上满是干透的血污。

那是一次用眼泪无法形容的分别。

李先念和程世才含泪给他留下一小包盐和少量钱，留下一个排的战士就地打游击，然后不得不离开。

离别之前，熊厚发让人给自己开了一封党员介绍信，说将来若能不死，回到陕甘宁，还要再为党工作。

走到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岭的时候，情况更加严峻。

这里没有任何植物，没有任何动物，只有无边无际的积雪和岩石。

战士们用脸盆作锅，用刺刀当菜刀，找到野羊就用牛马粪烧火烤着吃，找不到野羊就什么都没有。

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，战友把他扶起来，发现人已经没了呼吸。

没有时间停下来安葬，只能把人放在路边的石崖下，用积雪盖上，继续向前。

在行军过了之后，后面扫雪的战士，会把覆盖在牺牲战友身上的雪脚印也一起抹平——不是为了隐藏遗体，而是因为规定如此，遮蔽一切痕迹，不留任何标记。

这支队伍在雪山里走了将近十天，靠着指南针辨别方向，靠着扫雪战士的劳动保持安全，靠着彼此之间的互相搀扶不让人掉队，一步一步向西挪动。

1937年3月下旬，左支队翻过了海拔五千米左右的祁连山雪岭，抵达了祁连山西面山下的河谷地带。

山下的景色与山上的冰天雪地截然不同——阳光照着，河谷两旁有稀疏的青草，偶尔有野生动物在暖和的阳光下出没。

程世才组织战士猎杀了一批野生动物，不仅填饱了肚子，还剥下了兽皮，补上了破损的御寒衣物。

这是左支队下山之后第一次有了可以吃的东西，也是第一次有人能真正歇下来。

这时候，左支队的人数已经只剩九百余人。

3月23日，在部队抵达青海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之后，电台工作人员经过多天的摸索和拆装，终于将汽油发动机成功改装成了手摇发电机。

电台重新运转起来，指示灯亮了，操作员王子纲戴上耳机，在一片静默之后，收到了来自陕北的信号。

这是左支队与外界失联多日之后，第一次重新接通联络。

李先念亲手起草了电文，向党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的现状和位置，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方向。

陕北的回电来得很快：要保存力量，团结一致，前进方向是新疆，中央将派陈云、滕代远前往接应。

左支队里，有人在那一刻哭出声来，有人久久地把那份电文捧在手里不肯放下，有人跑去告诉旁边的战友，有人把消息悄悄传到队伍的每一个角落。

方向有了。为什么要继续走下去，有了清晰的答案。

西路军工委随即开会，决定部队继续西进，相机抵达敦煌，再向星星峡方向推进。

从这里到星星峡，还有数百公里的路要走，还有数不清的险境要过——但现在知道了终点在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