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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5月1日，党中央代表陈云、滕代远、冯铉等人带着一支由四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，满载着棉衣、食物和药品，从迪化方向驶进了星星峡。

四十多辆汽车，一辆一辆地开过来，带来的是吃的东西，是穿的衣服，是可以止痛的药。

这些东西已经从左支队的生活里消失了整整四十七天，甚至更长。

陈云代表党中央，向每一位左支队的成员表示慰问，每人发放一套夹衣、一套衬衣、一个碗、一双筷子，还有从新疆带来的哈密瓜。

他对李先念、程世才说：党中央一直关心你们，你们把这部分人带出来了，是好样的。

1937年5月4日，这四百余人乘车经哈密抵达迪化。

在迪化，他们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，对外称新兵营，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，开始学习汽车、装甲车、炮兵、无线电通信、航空、军医等技术——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。

后来，这批人中有人参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航空队。

有人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分批返回陕甘宁边区，走上了新的战场。

有人在此后十二年间，在各自的位置上走完了从西北到华北、从华北到全国的路程。

那道在桌上躺了四天的电报，那个拿起帽子走出门的报务员，那四天里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深处走的左支队——三件事，同时发生在1937年3月，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集，却共同决定了四百多人能不能活着走出祁连山。

马步芳重新下令之后发生的追击，如前所述，最终没能把这支队伍拦住。

但有一件事，在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里，只是一个隐约的注脚，却值得放在最后专门说——

二支队和右支队的结局，是另一种悲剧。

王树声率右支队约五百人向祁连山北麓转移，在山里坚持游击将近三个月，数次被追兵包围，连遭失利，部队损失殆尽，最终王树声孤身一人穿越戈壁沙漠，步行数百里，辗转才找到了队伍，回到了延安。

中支队毕占云所率人员，在就地游击的过程中大部分或战死，或被俘，或在山里失散，只有极少数人陆续经历了各自的跋涉，辗转返回陕北。

两支队伍加起来，约一千五百余人，最后回到组织的，不过几十人。

而石窝山上的那道军令失效了四天，救的恰好是走西路的那一支。

李先念临终前留下了一个遗愿，被记录在了张掖市史志文献里：将骨灰撒向祁连山，与英勇献身的西路军将士千古同眠。

一个走出祁连山的人，在生命最后时刻说的是：死了之后，回到那座山。

那座山里埋着他带不走的那些人。

高台城头的董振堂，梨园口的陈海松，大山根石崖边的熊厚发，红柳园阻击战里的无名战士，白墩子沙漠里坐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，那些脚印被战友用扫帚抹去、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的人。

那道在桌上躺了四天的电报稿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它最后去了哪里。

那个报务员的名字，在史料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

只有四百多人走出来的这件事，是真的。

还有祁连山的雪，每年冬天还是会落下来，把那段岁月一层一层地盖住，再盖住，等到春天化开，露出下面什么都不剩的山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