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3月，蔡孝乾实在忍不住了，躲在乡下快两个月了，他太想念牛排的味道，甚至想到流口水，于是，他穿上西装，准备到镇上吃顿牛排大餐，结果，刚从家里出来，没走几步，就被国民党特务又抓了回去。

说起来，这不是牛排第一次在他身上出事。

两个月前，1950年1月底，保密局侦防组根据叛徒举报，在台北泉州街二十六号将他当场拿住。

被抓的时候，蔡孝乾没慌，对看守他的人说了一句话："我太想吃波丽路的牛排了，能不能带我去一趟？"

保密局那时还没摸清他的真实身份，觉得带他出去或许能钓出联络人，就同意了。

波丽路西餐厅在台北延平北路，是台湾第一家西餐厅，名流士绅常去的地方。

吃完那顿饭，蔡孝乾谎称能带人去抓联络员，先绕往博爱路电信总局，又拐向武昌街，最后一头钻进一家漆黑的木材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他逃掉了，但不是什么都带走了。

随身的公文包留在了特务手里，里面一本记事本，上头写着"吴次长"三个字。

脱身后，台北城内到处是排查的人，他不敢继续在城里待，辗转躲进嘉义乡下。

可谷正文也早就知道他往嘉义去了，专门派了一组特务换上农民衣服，在村落出入口轮班蹲守，对蔡孝乾的相貌、身形、走路姿势早已烂熟于心。

乡下的日子，他过不惯。

他在台湾这几年，习惯了每天早晨一顿西餐，牛排是家常便饭，公款随手就垫上。

而这个人，1934年参加长征，是有名可查的唯一完成长征的台湾籍干部——翻过雪山、趟过草地，两万五千里，硬生生走完了。

谁能想到，走完最难走的路的人，最后被一块牛排困住了。

其实让一个人垮掉的，从来不是敌人的刑讯，而是他自己先软了。

两个月的农家饭，在他记忆里一遍一遍过那块牛排的滋味，熬到最后没法再熬。

他心想，不过换身正装出去走一趟，穿得像个体面人，哪个特务能认出来？

1950年3月那天早晨，西装穿好，迈出门槛。路边的"农民"直接走过来——连蹲了两个月的那组人，就等着这一刻。他没来得及转身。

这次押回去，审讯室的门一关，谷正文换了一副面孔，没有给他任何腾挪的余地。

不到一周，蔡孝乾开了口，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出来。

保密局拿着公文包里"吴次长"那条线，加上他亲口供出的细节，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逮捕。

吴石被捕后拒绝一切审讯，三个月后从容赴死，临终留诗："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嗟堪对我翁。"

特务又从蔡孝乾身上一张10元台币钞票背面的两个电话号码，顺线找到了专程从大陆赴台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，朱枫被捕后身中六枪就义。

1950年5月14日，台湾《中央日报》刊出了蔡孝乾领衔、四名省工委负责人联署的《告全省中共党员书》，公开劝降仍在活动的地下党员。

声明一出，尚未暴露的成员真假难辨，大批人相继自首。

此后，蔡孝乾留在保密局当"反共专家"，一直到1982年在台北病逝。

文章来源：四川省情网《"台共"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始末》、凤凰卫视《凤凰大视野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