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时的“法”的修正：战前还在宣告朝鲜半岛在“防御线”外，战争一爆发，杜鲁门立刻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。这一行动的礼法含义是：此前的“防御线”宣告，仅仅是和平时期的一种“法”的预设。一旦发生战争，作为体系“立法者”的美国，将根据其最高“礼”（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普世使命）的需要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即时地、单方面地重新划定“法”的边界。

台湾地位的“悬置”与干预：杜鲁门宣称“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，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……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”。这是一种极其高超的“礼法”操作。它将一个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，通过一个全球性冲突（朝鲜战争）和全球性组织（联合国），包装成了一个“国际问题”。它在“法”的层面，用模糊的未来承诺，冻结了现状，为其当下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合法性外衣。这使得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，被叙事为维护太平洋安全的“临时必要措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