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，一个20出头的男子，说乾隆反复题赞的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假的，并指着被乾隆贬为假货的“无用师卷”，说这才是黄公望原作真迹！此言一出，书画界剧震，彻底改写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鉴藏定论。

说这话的年轻人，叫徐邦达。那年他22岁，刚拜入“梅景书屋”主人吴湖帆门下不久。吴湖帆是民国画坛盟主，收藏鉴定界的头号人物。徐邦达跟着他，吃住都在梅景书屋，日夜研习古画。

当时故宫文物正南迁上海，大批国宝暂存。吴湖帆受邀担任故宫文物审查委员，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批东西。

一天，他在库房里见到了两幅一模一样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一幅乾隆题了五十多处跋，爱不释手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连南巡都揣着。另一幅乾隆只看了几眼，判了个“赝鼎”，便扔在一边，一个字都没往上写。

徐邦达跟着吴湖帆反复比对，发现乾隆认定的“真迹”题款不合元代规范，笔法气韵也远不及黄公望的水准，是明代仿作。而被乾隆打入冷宫的那幅，笔墨苍润、气韵浑厚，才是黄公望真迹。

两幅画，一真一假，但乾隆搞反了。

这个结论后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，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《富春山居图》“无用师卷”，就是当年被乾隆嫌弃的那幅。

这起“冤假错案”，还得从乾隆十年说起。

1745年冬天，臣工进呈了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此乃黄公望晚年扛鼎之作，元画之冠。乾隆早就听大臣沈德潜说过此画大名，打开一看，大为赞赏，认定这就是黄公望真迹。

众所周知，乾隆酷爱在历代书画上题诗盖章，恨不得把每一幅名作都“占为己有”。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被他题了七十多处，密密麻麻像爬满了蚂蚁；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也未能幸免，画心、拖尾、隔水，但凡有点空白的地方，全被他填上了御笔。

乾隆的字不算丑，但写在那些千古名作旁边，实在上不了台面。关键是又密又满，活像在画心上打补丁，把不少绝世珍品糟蹋得面目全非。

《富春山居图》也难逃厄运，乾隆每次赏析，就在画上题诗，林林总总在上面题了五十多处，几乎把空白处填满了。

第二年，又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送进了宫。乾隆拿它跟手里的画反复比对，最后断定新来的这幅是假的。不过他觉得画得实在太好了，还是留了下来。

乾隆就这么把自己骗了一辈子。他题满了字的“子明卷”，是明代的仿作；被他打入冷宫的《无用师卷》，干干净净保留下来的那幅，才是黄公望的真迹。

徐邦达后来成长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中国书画鉴定界泰斗。1933年的那次国宝鉴定，是他拜入吴湖帆门下之后的崭露头角之作。他用一句真话，推翻了皇帝，平反了国宝，改写了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乌龙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