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
弄清原因之后，他们针对性地做工作：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，说明如果不走，敌人“围剿”之下不仅红军要完，老百姓也得跟着遭殃；同时安排专人回访当地，尽量帮战士解决家中实际困难。政工是做人的工作，他们是从“人心”入手，而不是从“口号”入手。

不久，离队的问题就有明显好转，红五军团的士气稳住了。

人心刚刚稳定下去，接下来就是实打实的生死考验。

后卫部队有个死规矩：必须和中央纵队保持一到两天的路程距离。什么意思？前面的人走了一天，后面的人还得打上一两天，拖住追兵。

很多时候，红五军团刚扎下营，锅还没支稳，后面追上来的敌人就扑到了营地边。甚至有时候敌人的骑兵直接冲进军团司令部周边。

有一次，李卓然就在司令部，正拿着电话跟前方的彭德怀（那时候是红三军团军团长）通话，布置配合。敌机突然扑过来，扫射、投弹一顿乱炸。他周围几名战友当场牺牲，电话线被炸断，整个司令部乱成一锅粥。最后统计下来，只有他毫发无伤，简直就是从鬼门关拎回来的一条命。

真正把红军伤筋动骨的，是湘江之战。

湘江这一仗，后来被很多回忆录反复提起——如果说长征是一条“血路”，湘江就是血最浓、最惨烈的那一截。

当时中央错误估计形势，队伍又拖着大量辎重，行动缓慢，整整十万多人的队伍，被敌人四面包围往湘江边压。红五军团作为后卫，只能硬抗。

李卓然在江边，亲眼看着一拨又一拨战士倒在阵地上。这时候，中央那边迟迟没有下达撤退命令。他心里很清楚：再这么耗下去，红五军团就真要全军覆没了，后面就没有人给中央“挡子弹”了。

他咬牙做了一个决定：不等命令，全军渡江！

这是拿政治生命甚至脑袋做赌注的决定。可那一刻，留给他犹豫的时间已经没有了。

部队一过江，他立刻抓着贴身警卫员，让他骑马折返，冲回桥头，把还在对岸的部队往这边催：“能过来几个算几个！”在那种火力覆盖之下，再回去，等于把命往枪口上送。警卫员还是跑回去了，把能带回来的人，又往这边推了一把。

即便这样，红五军团下属的红34师，仍然被敌人四个整编师团团围住，几乎是全部阵亡，五千多人，几乎一个不剩。那一段，可以说是长征史上最悲怆的一页。

湘江之后，大批干部、战士对当时中央的军事指挥不满到了极点。博古、李德，再加上远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王明，一系列错误决策，让部队又累又穷又流血，还看不到希望。

长征路上，队伍每天走得很少，甚至一天一夜挪动不了多少路程，永远甩不掉敌人，只能靠红五军团这样的后卫部队在后面拼命顶着。

从湖南，到广西、到贵州一路，红五军团几乎是“边打边撤，边打边流血”，损失超过一半。谁的情绪会不出问题？但正因为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才逼出了后面那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会议——遵义会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