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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场关键投票里，李卓然作为二十名与会者之一，把自己那一票，坚定地投给了毛主席。这一票，放今天看不过是一张纸，当时却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人，用亲眼看到的事实压出来的选择。

很多年后再回头看，从遵义开始，中国革命才算真正走上了一条越走越开阔的路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中央红军摆脱了之前那种一味被动挨打的局面。毛主席提出的灵活机动战略开始发挥作用，红军在云贵川一带打了不少漂亮仗。

李卓然和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团，继续肩负那种“别人看不见，却最要命”的任务：掩护大部队、牵制敌人、制造战机。

二渡赤水之后，红九军团被划归红五军团指挥。李卓然的政工、组织工作，再次顶在最前面——因为不同部队合编在一起，思想统一、作风融合，本来就最容易出问题。他处理这种问题不靠硬压，而是靠细致的沟通和原则性的坚持。

结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：在配合中央主力二夺遵义的战斗中，红五、红九军团发挥了关键作用，打出了长征以来少有的大胜。党中央专门发电报表彰他们，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肯定。
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在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。这场会师，是两支同样从血泊里杀出来的主力碰头，按理说应该一拍即合。但因为各自经历不同，思想上、路线上的分歧很大，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这种分歧一度差点发展成严重后果。

当时，徐向前看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中央红军部队伤亡太大，老兵多，年轻战士少，而红四方面军兵员相对充足，干部却相对欠缺。于是他提出一个“你帮我，我帮你”的方案：红四方面军调三个团给中央红军，中央红军则抽出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去充实红四方面军。

周恩来这时再次想到李卓然，让他到红四方面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，说白了，就是去做“黏合剂”，帮助红四方面军在路线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，特别是在后来的“是不是南下”的重大决策上，坚定地站在朱德、徐向前一边，推动队伍再次北上，最终与红一、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这段历史说起来复杂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李卓然在其中，起过不小的作用。他不是出风头的人，但他在关键节点，总是在负责那些“看不见，却决定方向”的工作。

1936年秋天，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：西路军。


这件事，现在很多人多少听过：西路军西征失败，损失惨重，被称为“西路悲歌”。站在历史全局看，这是一次重大失误；站在参与者的角度，其惨烈程度，不比长征路上任何一场大仗轻。

李卓然这一次，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主任。

要知道，这个时候的红军，刚刚结束长征，指战员已经极度疲惫，伤病累累，很多人想着总算到了西北，能不能先歇口气？结果命令一下：西进！翻祁连山，打河西走廊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，与苏联联系。

战士们心里难免犯嘀咕：又要走？这到底是不是稳妥的决策？这时候，思想工作的重要性，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。

李卓然不敢有半点马虎。他一面带领政工干部反复传达中央的决策，一面耐心解释西进的战略意义，试图说服大家：这是全局需要，是为了打通国际通道，是为了形成新的战略态势。他心里当然有担忧，但作为执行者，他要做的，是尽量把部队凝聚起来，而不是添乱。

为鼓舞士气，他甚至亲自填词、谱写革命歌曲，让战士们在风沙漫天的夜里，还能跟着哼几句、唱几段，用歌声压住压在心头那股沉重。

1936年11月9日，西路军开始西征。等于是从高原翻过更荒凉的土地，迎上去的，却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最疯、最狠的一支力量——马家军。

马家军是什么？粗看就是西北的一支地方军阀部队，骑兵为主，服从蒋介石调遣。实质上，却是一支带着强烈封建、宗族色彩的武装。骑兵精锐，马刀凶狠，生性悍勇，地形熟悉。平地上你跟他打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他们一刀一刀砍碎。

几个月的血战，西路军一边前进，一边折损。按照很多史料的统计，西路军先后歼敌两万多，但自己的两万余人，也一点点打光，到了1937年初，能够集中起来的兵力，已经只剩几千人了，而且伤病累累，弹药极度不足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部队里普遍弥漫着绝望情绪：我们还回得去吗？我们这趟西行，到底有多少人能活着走出戈壁、雪山？还有一点同样致命——他们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。

没有电台，没有命令，没有消息，在荒凉的河西走廊，只能靠自己摸索着走。这不是普通的“迷路”，这是政治上、战略上的孤立无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