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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,远征军副师长齐学启被俘,面对日军的劝降,他说:中国军人,可杀不可辱!

1942年,远征军副师长齐学启被俘,面对日军的劝降,他说:中国军人,可杀不可辱!说完,他猛然夺过军刀正要自杀,却被日军拦住!





刀被夺下后,齐学启被几个日本兵反扭着胳膊按在地上,脖子上的血痕还在渗血!





这一幕发生在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大撤退途中。此前仁安羌一战,齐学启率113团先期抵达前线协调作战,配合孙立人从日军重围中救出七千余名英军及侨民,是盟军公认作战硬朗的中国将领。大部队转移时,他因去第五军军部协调伤兵转运车辆延误了行程,与师主力失去了联络。





途中他遇到了十八名卡萨作战后撤的伤员,见伤员们缺医少药、行动艰难,他不忍独自追赶部队,决定带着众人一同觅路西进。他找来牛车载着重伤员前行,到乌有河畔时又编扎竹筏,打算顺流前往荷马林再寻主力,却在荷马林上游二十英里处撞上了日军骑兵部队。






激战中齐学启头部连中三弹,身负四处创伤,当场昏迷倒在血泊里。日军从他的随身标识认出这是一名中国将官,立刻为他包扎伤口,等他苏醒后便开始劝降。齐学启清醒后得知自己被俘,第一反应就是夺刀自戕,这才有了开篇那番宁死不屈的对峙。






齐学启是湖南宁乡人,192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,后远赴美国诺维奇军校学习军事。他本可走治学或文职的安稳道路,却眼见国家屡遭侵略,认定强军才能救国,毅然投笔从戎。一·二八事变、八一三淞沪会战,他都率部坚守上海闸北阵地,是最早在前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军官之一。






日军见劝降不成,便将他辗转押送到仰光中央监狱关押。这里囚禁着中、英、美、印等多国战俘,环境恶劣、缺医少药,日军还常以各种名目苛待战俘。因为齐学启军衔最高,又为人正直,中国战俘一致推举他担任1号监舍的负责人,他也成了战俘营里公认的主心骨。






他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各国战俘沟通,常给大家讲中国历史上忠义之士的事迹,分析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局势,稳住了很多人的情绪。日军一度想靠优待软化他的意志,给他单独的住处、更好的伙食,他全都拒绝,坚持和普通战俘同吃同住,一起服苦役。






1944年,汪伪政权专门派陆军部长叶蓬带队赶到仰光劝降,许诺给他伪军高级职务,还带他出营吃饭,试图用享乐消磨他的意志。齐学启得知来意后当面痛斥对方认贼作父,直言自己宁死不会做愧对国家民族的事。叶蓬恼羞成怒,临走前在战俘营的投降分子里挑唆,把他们无法“享福”的责任全推到齐学启身上。






很多人提起中国远征军,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丛林冲锋的勇猛、仁安羌大捷的荣光,却常常忽略大撤退阶段的惨烈与牺牲。齐学启的遭遇恰恰折射出抗战最残酷的一面——军人不仅要面对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,还要承受被俘后的威逼利诱,甚至要提防同胞里的败类从背后捅刀。






他的气节从来不是一时的血气之勇,是多年教育与家国信念沉淀出的必然选择。作为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将领,他比谁都清楚投降能换来什么,也比谁都明白坚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正是无数这样明知前路艰险却不退半步的人,撑住了整个民族的底线。






1945年5月,日军在缅甸战场节节败退,败局已经无法挽回。战俘营里依附日军的蔡宗夫、章吉祥等人,本就是投敌的败类,害怕战后自己的行为被清算,开始密谋除掉齐学启。他们先是试图下毒暗害,被察觉后又在5月9日夜,趁齐学启如厕的机会,由章吉祥动手,用尖刀猛刺他的腹部。






同监的英国军医上校主动向日军申请为他做手术救治,却被日方直接拒绝。日军甚至开出条件,只要齐学启愿意投降,立刻安排治疗。齐学启没有丝毫动摇,硬撑了五天之后,于5月13日深夜殉国,年仅四十五岁。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只剩不到百天。






齐学启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天,也没能再回到他牵挂的故土。他殉国的消息传开后,战俘营里三百多名各国战俘齐齐跪下为他祈祷,连部分日军看守都私下敬佩他的骨气。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追赠他陆军中将,忠骸归葬长沙岳麓山。






抗战十四年里,有太多这样倒在黎明前的英雄。他们的功绩不只在战场的冲锋里,也在身陷囹圄时守住的风骨里,这样的名字与事迹,不该被轻易淡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