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胡兰成受邀前往北京当官，可当他兴冲冲的走到半路时，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汉奸，吓得连夜往南方逃去。

1950年春，上海火车站人来人往，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书生攥着北京的车票，手心全是汗，他叫张嘉仪，是温州小有名气的国文老师，刚收到大儒梁漱溟的亲笔邀请，要去北京参与文化研究机构的筹备，相当于直接进国家级文化部门任职。

眼看就要从落魄文人翻身成国家干部，可就在检票前的几分钟，他突然脸色煞白，把车票揉成一团，转头就买了南下广州的票，连夜逃了，没人知道，这个看似温文尔雅的书生，真实身份是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，全国通缉的文化汉奸胡兰成。

这事说起来荒唐，却全是胡兰成自己一手钻营出来的，1945年日本投降，汪伪政权树倒猢狲散，当过汉奸的人要么被抓要么被毙，胡兰成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他当年靠一篇《战难，和亦不易》投靠汪精卫，一年多写了一百多篇文章美化日本侵略、给投降论调洗白，是汪伪政权实打实的“文胆”，这种文化汉奸，比普通伪军更遭人恨。

为了活命，胡兰成抛下武汉的家业和情人，一路往南逃，辗转上海、杭州、诸暨，最后躲到了浙南的温州，这里交通闭塞、清查力度弱，又是浙江地界，他方言熟、人脉多，最适合藏身。

胡兰成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张嘉仪，谎称是河北丰润的书香门第后人，靠着一手好文笔，先搭上了温州当地名士刘景晨，又经推荐进了温州中学当国文老师，一躲就是五年。

安稳日子过久了，胡兰成的心思又活泛了，他不甘心一辈子躲在小县城当老师，总想找机会重回台面，从1947年开始他就以张嘉仪的名义，频频给远在北方的梁漱溟写信，谈东方哲学、论中西文化，字里行间全是真知灼见，梁漱溟本就惜才，几番书信往来，真把他当成了隐居的世外高人，引为笔友知己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梁漱溟受邀进京，参与筹备文化建设工作，胡兰成看准机会，信写得更勤了，时不时还附上几条“治国建议”，从产业平稳过渡到文化比较研究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梁漱溟看他确实有见识，又懂中西文化，筹备文化研究机构时，第一个就想到了胡兰成，当即写信邀请他北上共事。

接到信的胡兰成欣喜若狂，他躲了五年，“张嘉仪”的身份用得太顺，顺到他自己都快忘了，皮囊底下是个戴罪的汉奸，他收拾行李就出发，从温州坐船到杭州，再转火车到上海，满脑子都是到北京之后大展拳脚的画面。

可一到上海，冷水就泼了下来，当时上海正开展反革命分子清查工作，街上随处可见汉奸处理公告，报纸上天天登载伪政权人员落网的消息，更巧的是他在上海遇到了旧相识，原伪军军长邹平凡，也是个躲躲藏藏的汉奸。

两人一碰面，三言两语就把胡兰成打回了原形：北京是什么地方？真要入职，身份核查一关就过不了，到时候别说当官，脑袋都保不住。

胡兰成越想越怕，当即打消了北上的念头，他还顺带着骗了邹平凡一把，谎称自己在台湾有门路，能找陶希圣帮忙安排工作，哄得邹平凡凑了路费，两人结伴经广州逃去了香港，临走前他还不忘给梁漱溟写信，说自己先去香港接家眷，随后就赴京，把谎话圆得滴水不漏。

到了香港，胡兰成去台湾的谎言很快被戳穿，走投无路的他又靠着旧关系，凑钱偷渡去了日本，此后他在日本以卖文为生，后来和青帮头目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，直到1981年客死东京，再也没敢踏回大陆一步。

后世总有人因为胡兰成的文笔，因为他和张爱玲的那段感情，对他抱有几分文人滤镜，觉得他不过是“选错了路的才子”，可事实上他从始至终都是个极致的投机者：抗战时投靠汪伪求权势，败亡后隐姓埋名求活命，新政权成立又想钻营洗白。他的笔从来没守过文人的风骨，他的选择从来都只算个人得失。

才华从来不是免罪金牌，民族大义更是做人的底线，空有满腹文采，却失了家国立场，到头来也只能是东躲西藏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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