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太阳]陆毅说，1976年我出生在上海市黄浦区。父亲是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，母亲在棉纺厂上班。

在上海一栋温馨的房子里，住着五位女性。她们是陆毅的母亲、岳母，还有他的妻子鲍蕾和两个可爱的女儿。对于陆毅来说，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

在外人眼里他是大明星，但在家里，他就是那个照顾全家起居、撑起一片天的顶梁柱。这份幸福的背后，藏着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深情与抉择。

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黄浦区。那时候，陆毅还是个在弄堂里疯跑的普通小男孩。家里住着二十多平米的小屋，夏天闷热，生活算不上宽裕，但父母的感情特别好，出门总是手挽着手。

这种耳濡目染的恩爱，成了陆毅对家庭最初的认知。他小时候并不安分，录音机里放《军港之夜》，他能跟着哼唱一天；幼儿园汇演有人怯场，他敢自告奋勇冲上台领唱。那份胆量，似乎注定了他与表演的缘分。

五岁那年，《泉水叮咚》剧组来选小演员，几百个孩子里，偏偏挑中了这个眼神清澈的男孩。

第一次拍戏，他懵懵懂懂，拿着五十块钱片酬和一堆蘑菇回家，挨了母亲一顿念叨，说他小小年纪就会“赚钱”了。

后来，他进了著名的“小荧星艺术团”，成了童星，拍了《第五梯队》《荒雪》等片子。虽然戏约不断，但他功课一点没落下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父母对他并没有太多奢望，只盼着他将来考个技校，进厂当个安稳的工人。

转折点出现在十四岁。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看中了这个好苗子，特招他进学员班。面对国家剧院的橄榄枝，父母思前想后，觉得这是条好出路。

陆毅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表演训练，也真正爱上了这一行。但随着个子越长越高，他在儿童剧里渐渐没了位置，经常只能在舞台上扮演一动不动的大树或背景板。

这种落差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劲。十八岁那年，他不顾剧院反对，甚至交了一万元的违约金，毅然辞职，只为去北京闯一闯，接拍了电视剧《血色童心》。

那时候条件艰苦，住在办公室，吃着方便面，但父亲悄悄来看他留下的背影和那七百元钱，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后来，陆毅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。开学点名那天，他看到了坐在后排的鲍蕾。这个安静秀气的姑娘，后来成了他一生的伴侣。

大学排练小品《早恋》，两人顺理成章地成了搭档，青涩的感情在朝夕相处中萌芽。那时流行流感，两人都病倒了，在北京演出结束后，别的同学都走了，只剩下他们俩相互依偎，在病痛中照顾彼此。这种相依为命的感觉，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情话都来得实在。

大三那年，赵宝刚导演筹备《永不瞑目》，原本定好的演员不是他。但他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打动了导演，为了演好肖童，他硬是减掉了近二十公斤体重。

一九九九年，电视剧播出，陆毅一夜爆红，拿下了金鹰奖，成了无数人心中的“国民女婿”。名气大了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
鲍蕾也曾患得患失，担心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。但陆毅用行动给出了答案，无论在外多么风光，回到家，他依然是那个踏实过日子的上海男人。

二零零六年，陆毅和鲍蕾结婚了。这本是大喜事，却一度让他的事业陷入低谷。当时的市场觉得他形象太“阳光少年”，结婚后找不到定位，连经纪公司都埋怨他不该高调成婚。

那段赋闲在家的日子，陆毅没有抱怨，反而把它当成了补偿家人的机会。他在家做饭、带孩子，享受着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。鲍蕾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怕是因为自己耽误了他的前程。

陆毅却安慰她，演员不能总演大男孩，总要面对转型，这段时光反而是上天赐给他们夫妻的礼物。

真正的考验在二零一零年降临。陆毅的父亲因车祸突然离世，还不到六十岁。这对陆家是个巨大的打击。陆毅和母亲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。

这时候，妻子鲍蕾站了出来，像一根定海神针，操持家务，安抚婆婆，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。

为了让母亲走出阴霾，也为了不让岳母孤单，陆毅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：把母亲和岳母都接到上海一起住。

这个决定并不容易。岳母早年离异，一直独居在哈尔滨。有一次感冒发烧，她一个人去医院，差点昏厥在路上。鲍蕾知道后，心疼得直掉泪。

陆毅看在眼里，提出把岳母接来。但转念一想，自己的母亲丧偶后也是独居，同样需要陪伴。

虽然担心两位老人生活习惯不同会产生摩擦，但在陆毅和鲍蕾的细心调和下，两位妈妈住到了一起。她们都是通情达理的老人，互相体谅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如今，陆毅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。他演过《少年包青天》里的公孙策，演过《七剑》里的韩志邦，也在《人民的名义》里塑造了深入人心的侯亮平。

但在这些角色背后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儿子、女婿、丈夫和父亲。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化作对母亲和岳母的孝顺，把对妻子的爱化作对家庭的守护。

在这个五女一男的家里，没有娱乐圈的喧嚣浮华，只有一日三餐的平淡温馨。陆毅常说，余生愿意为这五个最爱的女人而活。这不仅仅是一句情话，更是一位中年男人对家庭责任的深刻践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