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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3月，西路军领导层开会研究出路，有人主张继续西进，有人想南下，有人提出干脆分散游击。争论非常激烈。


李卓然在会上，态度非常鲜明：部队必须集中行动，不能再被敌人各个击破；当前的首要任务，不是再去硬拼，而是设法保存实力，尽可能返回延安或与主力会合。

他提出一个关键判断：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就是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。在不清楚全局战略的情况下，被迫在敌人设置的陷阱中硬闯。而要避免继续犯这种错误，就必须把电台修好，设法和延安取得联系。

问题是——没汽油、没电池，电台就是一堆废铜烂铁。怎么办？他没有放弃。

他和负责无线电的同志，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一遍，最后搞出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东西——手摇发电机。靠人力一圈圈摇，把电压累起来，对接上电台。

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：风沙漫天，几个衣衫褴褛、面容憔悴的操作员，汗水和沙子糊在脸上，拼命摇着手柄，旁边的报务员戴着耳机，死死盯着那点闪烁的信号灯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能不能把我们的声音送回去？能不能有人听见？

终于，他们接通了延安。

那一刻，没人知道有多少人红了眼睛。

党中央很快给出指示：走祁连山，向西，到新疆星星峡，那里会有陈云、滕代远接应。西路军的残部，终于有了方向，不再是茫然地乱撞。

电报收到的那一刻，李卓然喜极而泣，转头对身边的警卫员邱正基喊了一句非常朴素的话：“咱们终于找到爹娘啦！”

这句话，听上去像玩笑，却是那种从绝境中抬头看到“家”的感觉，是那种“我们没有被丢下”的踏实。

1937年4月，在李卓然、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，西路军左路剩下的四百多人，翻越祁连山，穿过戈壁，冒着随时可能被敌骑兵围歼的危险，硬是挤进了新疆的星星峡，与陈云、滕代远顺利会师。

四百多人，听着像个小数字。但你要知道，这四百人，是从两万多名出发的指战员里筛出来的残余，是在一次次血战、溃败、追杀中硬撑下来的命。这四百人里，后来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将领、重要干部。

这就是历史的残酷：能活下来的人，往往既有胆，又有运，又有铁一般的意志。

1937年底，李卓然终于从西北回到了延安。

这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。高血压、长期劳累，再加上一路的惊险，整个人显得有些苍老。但组织上安排他做的，不是“退下来养老”，而是转到宣传战线——中宣部副部长，兼做调查研究、理论宣传。

他干这行，有天生的优势：实事求是，敢讲真话，又懂基层实际，不爱搞形式。

1941年，他带着两名年轻干事——秦川（后来当了《人民日报》社长）和柯华（后来当了驻英国大使），去了陕甘宁边区的宜川县固临镇做调查。

那会儿延安提倡“调查研究”，但会真正蹲到乡下，把情况摸到骨头里的，并不多。他是其中一个。

在固临，他不论是跟贫农、富农，还是跟乡绅、老秀才、甚至“二流子”混混，都能聊得起来。他不带架子，不带预设立场，让人实话实说，再把这些信息一点点梳理出来。

最后，他们写出了足足十万多字的《固临调查》，系统反映了边区农村的真实情况——谁家有地，谁家没地；谁积极支持，谁阳奉阴违；减租减息政策落地得怎样；群众是真支持、还是有顾虑……

陈云拿到这份调查报告后，非常高兴，亲自审阅、批示。这类扎在地上、而不是飘在空中的材料，对当时边区政策的制定，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主要在东北做宣传、组织工作。东北局常委、宣传部长，天天处理的是土改、干部教育、舆论引导这一类工作。你很少能看到他在前线冲锋的身影，但你要知道，没有牢固的思想基础，再好的仗也打不长久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4年，他调回中央，担任中宣部副部长，还兼任马列学院院长。这个马列学院，就是后来的中央高级党校，他接的是谁的班？刘少奇。跟他一起在那段时间工作的，还有另一名遵义会议的与会者：凯丰。

按行政级别算，他是行政四级干部，相当于副总理级。以他的资历和贡献，这个级别一点不虚，没人会跳出来说“高了”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想不通的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