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，再由“大我”抵达“无我”，一代代诗人在历史长河中接续前行、不断追寻。他们以诗为志、以诗抒情、以诗记事，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时代风云之中。这些看似缓慢展开的精神画面，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一幅深厚而绵长的文化图景。

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，“诗史”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孟柴《本事诗·高逸》。所谓“本事”，本身便与历史事实有着密切关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载：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”这段话说明，左丘明在阐释《春秋》时，担心后学各执己见、脱离事实，因而强调经文背后的真实事件，并撰写《左传》加以说明。由此可见，“本事诗”所关注的，正是诗歌生成时所依托的具体事实和历史背景。
孟柴在评价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时，认为这首诗能够“备叙其事。读其文，尽得其故迹”，也就是说，作品不仅抒发情感，而且完整呈现了相关人物与事件的脉络。因此，这首诗被视为文学史上最早获得“诗史”称谓的诗作之一。杜甫一生心系国家、关怀民生，他的诗歌常常与时代苦难、社会现实和人民命运紧密相连。宋祁在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中称杜甫“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……世号‘诗史’”，正是对其诗歌历史价值和艺术深度的高度概括。
“善陈时事”并不只是简单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，而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。其一，诗歌所写往往关涉时代重大事件，或与重大历史变化存在内在关联；其二，作品能够透过具体情境揭示更普遍的社会规律和人生意蕴，具有以小见大的思想力量。这种力量并非单纯来自叙事，而是来自诗歌自身所蕴含的诗性。
所谓诗性，必须从人性出发加以理解。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之中，却又不断向往更高远、更理想的可能世界。现实性与可能性并存，构成了人性的重要特征。然而，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，正因如此，人更渴望突破有限生命的边界，追寻精神上的无限可能。诗性，正是这种超越有限、通向辽阔生命境界的内在冲动。人们常说向往“诗与远方”，其实表达的正是人对更宽广世界、更深层意义和更自由精神状态的追求。
诗意由此产生。它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泛想象，而是在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、历史、人生之间形成的深沉感怀。诗人面对具体事件而情感被触动，又在情感中升华出对时代、社会与生命的思考。孟柴正是认识到“触事兴咏，尤所钟情”，也看到“情动于衷”离不开外在事件的激发，因而提出“诗史”之说。他将诗歌的历史记录功能、情感表达传统以及《春秋》义理联系起来，使“诗史”不仅成为评价杜甫诗歌的重要概念，也对唐以后诗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