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晋峰怀念汪松老师

惊悉汪松先生于2026年6月18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，我深感悲痛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失去了一位奠基人，而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与忘年之交。汪松老师于我，亦师亦友，他追求科学、保护自然的治学精神，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。

汪松老师是我国濒危物种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开拓者之一。汪老师一生功业卓著。1979年，他牵头推动了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项目；1985年，他推动了麋鹿重引入中国保护项目，助力本土濒危物种种群恢复——而中国麋鹿基金会，正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前身。他长期主持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工作，参与我国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起草与多次修订，主持编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，主持编纂了《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》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》《世界哺乳动物名典》等重要著作。1988年，他被美国哺乳动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；2003年，他因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爱丁堡科学奖章，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。

我最为景仰汪老师的，是他那种敢于直言、真诚坦荡的品格。他从不因辈分或情面而回避真问题，经常给我提意见——有时尖锐，有时温和，但句句都源自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赤诚。2016年，当25名学者联名建议制定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》时，汪老师便持不同意见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若改为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》，从实践角度看将涉及多个主管部门，短期内无法完成整合协调。这样的意见，在当时或许并不“讨喜”，但正是这种实事求是、敢于说真话的科学精神，让我深受教益。汪老师对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和学习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他的每一次批评和建议，都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不断反思、不断进步。

2018年9月5日，86岁高龄的汪老师亲自前来拜访。那日下午，我们就中国自然科学口述史、以及加快推进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。汪老师回忆，当年国合会成立时，国家相关部门也曾犹豫该如何与西方科学家开展合作，“我们坚持还是要合作，水平不高，但可以开门学习么”——这句话至今言犹在耳，道出了一代科学家的胸襟与远见。

他特别忧虑的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至今未能落成。“分类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，物种标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底、最重要的财富，不能等哪天这些物种都变成化石了，我们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一个真实标本了”——汪老师的这番话，字字千钧。他十多年来为此奔走呼吁，盼望中国能有一座集生物与地质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。作为后辈，我向他承诺，会持续努力，与同道共同推进自然保护口述史和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建设。如今先生已去，这份未竟的事业，我们必当接力完成。

我与汪老师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海南。那是2021年2月4日，我在海南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考察之旅中，专程拜会了汪松老师。虽已高龄，但精神很好，依然心心念念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。在两个半小时的愉快谈话中，他就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，还介绍了他创办的中国物种信息系统和IUCN通讯等。我向他表示，一定要将这些重要的工作传承发扬起来。临别时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充满敬意，依然在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殚精竭虑，这份赤子之心，令人动容。

“新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，这是历史，现在当年参与的人大多都慢慢老了，有几个重要的参与人已经去世，因此保存这一段历史变得很紧迫了”——汪老师的这番话，既是对历史的珍视，也是对后人的嘱托。

汪松老师，我们永远记着您的教诲，一定不负先生所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