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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看到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把红军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。毛泽东当时的身份是被排挤的对象，他有充分理由袖手旁观，让你们去打，打烂了再来证明我是对的。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，他主动站出来提供方案，冒着被人嘲笑的压力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在遵义会议上，他也没有趁机整人，而是就事论事地分析军事问题，这种胸怀让周恩来感到敬佩。

周恩来看到了一个有战略远见知道革命应该往哪里走的人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提出的北上抗日方针让周恩来心头一亮。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，正在向华北渗透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毛泽东把红军的生存问题和民族救亡问题结合起来，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，这让红军的长征获得了更崇高的意义，也让中国共产党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。

周恩来看到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不被共产国际左右的领导人。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从不盲从，他坚持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。通道转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李德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权威，但毛泽东敢于否定他的意见，这让周恩来意识到中国人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。

这些观察构成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完整而深刻的认知，也坚定了他长期与毛泽东合作的信心。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准确的，在后面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，让周恩来的敬意不断加深。

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，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，整个局势极度危险。有人主张趁机除掉蒋介石，有人主张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，但毛泽东力主和平解决，他认为杀蒋介石只会帮助日本帝国主义，必须逼蒋抗日。周恩来的任务是在西安做具体谈判工作，这个任务极其棘手，面对的是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蒋介石等各方势力。周恩来用了六十天时间反复斡旋，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。

在这六十天里，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，要同时处理四五条线的关系。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一会儿要放人，一会儿又不放了，周恩来必须耐心细致地做他的工作。宋美龄飞来西安之后对共产党人充满敌意，周恩来用流利的英语和她交谈，慢慢化解她的戒心。就连蒋介石本人，周恩来也去见过，那个见面的场面在历史上很有名。周恩来走进蒋介石房间的时候，蒋介石正躺在床上养伤，看到周恩来吃了一惊。周恩来不卑不亢地说，校长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蒋介石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，说恩来你瘦了。

这段对话被很多史料记载过，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两个人叙旧，而是在那个剑拔弩张的时刻，周恩来用一声校长打开了僵局。黄埔时期蒋介石是校长，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，这层渊源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谈判中，既不丧失立场，又保留了沟通的可能。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。

抗战全面爆发之后，周恩来担任中共驻重庆代表，常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。他的身份很特殊，既是中共领导人，又能和国民党高层平等对话。在重庆，他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，从民主党派领袖到文化界名人，从民族资本家到外国记者，他都能够从容应对，把中共的主张传播到更广阔的人群中去。这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大多数时候不在一起，两个人靠电报联系，毛泽东在延安指挥全局，周恩来在前线斡旋周旋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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