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毅说，1976年我出生在上海市黄浦区。父亲是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，母亲在棉纺厂上班。

我们一家五口，我、爸妈、外公外婆，挤在弄堂里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，一住就是到我大学毕业。上海弄堂的房子你知道的，夏天闷得像蒸笼，上个厕所都费事。可那时候也不觉得苦，弄堂就是我的整个世界，石板路上疯跑，邻里间串门，整天都热热闹闹的。

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感情却出奇地好，出门总手拉着手，做饭也要凑在一处。他们从没指望我吃文艺这碗饭，就盼着我将来读个技校，进厂当工人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可我从小就爱闹，家里买了台录音机，我跟着磁带学《军港之夜》，字正腔圆的，客人来了总要拉着人表演一遍。幼儿园六一汇演，领唱的小朋友临场怯场，我举着手就站了上去，一点不怵。现在想来，那点天生的胆子，大概就是我和表演最早的缘分。

五岁那年，《泉水叮咚》剧组来幼儿园挑小演员，几百个孩子里偏偏选中了我。第一次拍戏什么也不懂，就跟着导演说的做，最后领了五十块钱片酬和很多蘑菇，回家被母亲念叨了好久，说这孩子居然还能赚钱。那之后我就成了小荧星艺术团的一员，放学背着书包去录节目、跑剧组，别的孩子在弄堂里跳房子，我对着镜头念台词，早早尝了尝拍戏的滋味。

十四岁我被特招进上海儿童艺术剧院，成了年纪最小的学员，每月领着工资，也算有了“铁饭碗”。那时候个子蹿得快，儿童剧里演不了小孩，常被安排扮大树、当背景板，站在台上一动不动。我心里憋着股劲，不想就这么熬下去。十八岁那年跟着导演去北京闯，没背景没资源，晃了三个星期没接到一个戏。夜里躺在集体宿舍的硬板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第一次觉得前路没着落。后来是杨亚洲导演劝我，回去读书吧，把底子打扎实。

我咬咬牙回了上海，一边准备高考一边跟剧院提辞职。剧院不肯放人，家里东拼西凑凑了一万块违约金，才换得自由身。后来北电和上戏的录取通知书先后到了手里，父母舍不得我走太远，我就留在了上海戏剧学院。开学第一天我被选成班长，站在讲台上点名，看见后排坐着个高高瘦瘦的姑娘，眉眼安安静静的，心跳忽然就漏了半拍。那是鲍蕾，我后来的妻子，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。

大学日子过得踏实，白天排话剧，晚上泡排练厅，我和鲍蕾分在一个小组，排着排着戏，就走到了一起。没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，就是下课后一起去食堂买包子，晚自习后沿着校园走一圈，上海的晚风很软，我们聊着将来的戏，聊着毕业以后的日子，觉得未来亮堂堂的。

大学三年级，赵宝刚导演筹拍《永不瞑目》。肖童这个角色，原本考虑的是陈坤。我试镜的时候还有些婴儿肥，但赵宝刚说，我清澈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他让我减肥，我减了将近二十公斤。1998年，戏播了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，那会儿《流星花园》的F4有多火，我比他们再火上一丢丢。

二十三岁，一出道好像就站到了人生的顶点。

后来的日子，戏约没断过。我演过包拯，演过诸葛亮，演过年轻的企业家，也演过铁骨铮铮的检察官。《人民的名义》播的时候，侯亮平这个角色引了不少讨论，我特意去检察院跟着体验生活，看他们开会、审案卷，就怕演得假了。也有人说我戏路窄，说我靠脸吃饭，我不辩解。我就是一个演员，踏踏实实演戏，认认真真过日子。

三十四岁那年，父亲意外走了，走得突然，不到六十岁。那是我人生里最难熬的一段日子，忽然就懂了什么叫世事无常。我把母亲接来身边，放慢了拍戏的节奏，多留时间陪家里。两个女儿出生以后，我更恋家了。外界的虚名浮利都是虚的，推开门有灯光，有饭菜香，有老婆孩子的笑声，才是最实在的。人这一辈子，能守住一份热爱，护住一个家，就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