舞厅的灯把红裙照得烈烈的，像开到尽头的花。
24岁的阿哲被38岁的玲姐一牵，半个月后就把箱子拖进了市中心的公寓。
衣柜塞满裙子，水槽堆着发酸的外卖盒，白天她不是对镜补妆，就是捧着手机，小窗里一排“王总”“李哥”。
整理散落的纸堆时，催款单像雪片一样冒出来，十来万，她笑说做外贸难免周转。
心里那口鼓越敲越急。
一周后，她拉着行李说要出差，顺手拈走钱包里仅剩的两千，留下一句“回来就还”。
客厅忽然空了，只余香水味和酸气缠着桌角。
退了门禁卡，口袋里剩几张皱巴巴零钱，才明白，舞池的旋转最会让人头晕。
城里人心急，年龄差、房租压、欲望横冲，快进式亲密最容易“踩坑”。
这类故事火，不就像镜子。
到底是缘分，还是包装过的交易，等她“回来”时，再说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