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宋代官员士大夫家里边一般都有一些家妓，有些人家妓比较多，比如说张镃家里的家妓有上百位，著名宰相韩琦家里也有二十多位，欧阳修家里有八九位。这些家妓在人身上根据契约隶属于主人，主人有权支配她们，可以将她们送人，也可以买卖。
翻开宋代的笔记史料，有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北宋那位大名鼎鼎的宰相韩琦，历经三朝，一生功勋卓著，地位极其显赫，古籍《宋朝事实类苑》里明确记载，他“家有女乐二十余辈”。著名的文坛领袖、写出《醉翁亭记》的欧阳修，家里同样养着“歌妓八九姝”。到了南宋，有一位极度豪奢的权贵文人张镃，他家里的家妓数量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上百位。
张镃是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的曾孙，名副其实的权贵子弟，家里真正做到了富可敌国。古籍《齐东野语》里详细记载了张镃家里举办“牡丹会”的骇人排场。宴会开始后，巨大的香炉里燃着极其昂贵的异国香料，烟雾缭绕中，上百位家妓如同流水线上的精美器具一般，轮番上阵伺候宾客。
最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些女孩的穿着打扮有着极其严苛的流程规定。她们头上的牡丹花是什么颜色，身上的衣服就必须绝对配套。簪白花就穿白衣，簪紫花就换上紫衣，簪黄花就着鹅黄衣。一场宴会喝十次酒，这些家妓就要配合着换十套不同颜色的衣服和头花，宛如一场盛大的活体时装秀。
在这样极度讲究的排场里，文人们喝得酩酊大醉，写下一首首赞美春光和美人的诗词。但在座的高官显贵，极少有人真正在意过，这上百位如花似玉的女孩，仅仅是用来炫耀财富和品位的“活体摆件”。她们每天的任务，就是战战兢兢地迎合主人的喜好，稍有差池，面临的可能就是极其严厉的家法惩处。
宋代在历史上的确有过一定的人权进步。当时的法律逐步废除了前代把底层奴婢完全等同于牲畜的规定，平民去别人家干活，基本上属于一种雇佣关系。这种所谓的人身权利进步，唯独把“妓”这个群体死死排斥在外。
家妓在人身上，是根据契约被绝对绑定并隶属于主人的。 这种买卖契约赋予了主人对她们生杀予夺的支配权。在契约的白纸黑字上，明确写着这些女子的卖身年限，甚至往往是终身契约。一旦画押，她们原本的姓名就被抹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诸如“春娘”、“整整”这样迎合文人情趣的花名。她们没有任何回娘家的权利，生下的孩子也毫无地位，世世代代烙印着依附者的卑微标签。这意味着主人可以将她们随意买卖，也可以当成礼物送给亲朋好友，甚至能用来抵债。
这些女孩绝大多数出身贫寒，因为战乱或者天灾人祸，从小就被卖给牙婆。经过严格的声乐舞蹈训练后，再以高价卖入豪门。她们的青春、才华乃至肉体，全都只为满足士大夫的感官娱乐。
辛弃疾，那位写下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铁骨铮铮的爱国词人，也曾顺应当时的风气，做过一件今天看来极其残忍的事。根据《清波别志》记载，辛弃疾的妻子生了重病，请了一位大夫来看诊。病治好以后，大夫索要高额的酬劳。辛弃疾当时手里缺乏现成的钱帛，为了支付这笔账单，他转头就把家里一个名叫“整整”的、擅长吹笛子的家妓，当作医药费送给了这位大夫。 临别时，辛弃疾还写了一首《好事近》记录这件事，词句中透着几分文人的洒脱。那位名叫“整整”的女孩，内心该有多么绝望？活生生的一条生命，在主人的账本上，仅仅等同于一笔冷冰冰的医疗账单。
再看另一位旷世奇才苏轼。苏轼为人豁达，才华横溢，留下了无数关于女性的深情诗句。但在对待家妓的态度上，同样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物化烙印。苏轼一生中多次遭贬，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，他身边的家妓往往像物品一样被遣散或送人。他自己曾在诗序里坦言：“予家有数妾，四五年相继辞去。”
这里面流传着一个极其惨烈的故事。苏轼有一位名叫“春娘”的爱妾。有一次，苏轼的朋友蒋某来为他送行。蒋某一眼看中了美貌的春娘，竟然开口提出，想用自己骑来的一匹名贵白马把春娘换走。苏轼听后，立刻点头答应了这桩交易。
对于士大夫来说，“以人换马”不过是文人之间一桩值得夸耀的风流雅事。 在他们眼里，一匹好马和一位美丽的家妓，具有同等的交换价值。当春娘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她愤怒地指责苏轼平日里满口怜香惜玉，到头来竟把活生生的人拿去换牲畜。悲愤交加之下，春娘当场撞槐树自尽。
一条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碎裂在文人们那看似风雅的利益交换中。尽管后世学者对春娘故事的史实细节偶有争议，但这残酷的桥段之所以能在各类笔记中被广泛记载并默认，恰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圈子里“视妾妓如草芥、可随意交易”的真实底层逻辑。
真正的文明，永远体现在对待弱者的态度上。 那些上百位穿着配套锦衣在牡丹花下穿梭的家妓，那些被当作医药费抵债的吹笛女，以及那位宁死也不愿沦为换马筹码的春娘，她们的血泪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风尘中。拨开宋朝那层“四般闲事”的唯美滤镜，这段建立在剥夺他人自由基础上的畸形历史，理应被后人清晰地铭记与深刻地反思。没有任何一种高高在上的风雅，值得用无辜者的尊严去献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