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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瞻基炼铜十二次,只为做一批香炉。普通铜料炼四次就够用,他非要炼到十二次,每五百

朱瞻基炼铜十二次,只为做一批香炉。普通铜料炼四次就够用,他非要炼到十二次,每五百克原料烧完只剩一百二十五克,七成半的料就这样耗掉。铜料里还要掺入金、银等贵金属,工匠们扛着这道题,没有退路。

这批炉的来历,要从宣德三年(1428年)说起。那一年,暹罗国王遣使入贡,带来了数万斤风磨铜。这种铜经过精炼,成色极高,属铜锌合金,光泽温润,远胜普通杂铜。暹罗国地处中南半岛,其北部铜矿与云南铜矿在地质上同属一个成矿带,这批铜来自那里,品质有来历。恰好同年,礼部尚书吕震也在为另一件事犯难——郊坛、太庙的祭器"式样鄙陋",配不上宫廷礼制。两件事撞在一起,朱瞻基便有了动作。

他命工部尚书吴中主持铸炉事宜,翻出《宣和博古图录》《考古图》等历代典籍,逐一遴选古器款式,又从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诸名窑中挑出造型,合计一百一十七种款式,分别对应郊坛、太庙、内廷各宫殿的陈设用途。双鱼耳炉被称为"诸炉之冠",蚰龙耳炉则"款出定窑,式最大雅",各有所属。哪种炉摆在乾清宫,哪种炉赐给名山道观,谱册上写得一清二楚。

款式定好之后,铸造才是真正难的地方。风磨铜虽好,要铸出那种内敛温润的色泽,光靠原料不够。工匠先把铜料反复冶炼,炼到十二次,杂质去尽,才进入铸造。铸造用失蜡法,器物表面光洁细腻,细节精度远超翻砂铸造。铸成之后还没完——要把炉放进加了药的水银里浸泡数十天。水银在常温下持续蒸发,渗进炉体表层,形成一层独特的氧化皮,轻轻擦去,底下"金光灼目"。这套工序的每一道,都急不得。

这样叠出来的颜色,彻底脱离了普通铜色。栗壳、茄皮、棠梨、藏经纸色、鳝鱼黄、蟹壳青,据记载共有六十余种,旧说以藏经纸色为五等之最上品。任何一种颜色,都不是直接浇铸出来的,是一道一道工序压出来的。

损耗极大,工序极繁,铸造数量自然有限。因为十二炼消耗太大,材料中途不足,第一批完工时仅九百六十五件,同年内又陆续补铸,最终据《宣德鼎彝谱》记载,合计三千三百六十五件,分拨各宫殿、两京衙门,另有部分敕赐天下名山道观。

这批炉分赏出去,朱瞻基大约没有想到,两百年后它们会成为文人圈里最难得的收藏。收藏家项元汴评曰:"宣德炉之妙,在宝色内涵,珠光外观。"文学家冒辟疆说得更直接:"宣德炉最妙在色,其色内融,从黯淡中发奇光。"两人说的,都是那层经水银浸泡后形成的色泽——不浮不艳,从沉暗里透出光来。这种色泽,正是十二炼加上水银浸泡才能做出来的,后世仿炉始终复制不了。

原料用尽,仿制就接上了。当年参与监制的官员吴邦佐召集原班工匠,改用黄杂铜按图谱仿铸,底款改成"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"。此后仿制历代不绝,明代中后期到清代,"大明宣德年制"六字楷书款被模仿了无数次,几乎成了仿炉标配。真炉与仿炉之间的界限,越来越难厘清。

真正的宣德三年本朝炉,到底还在不在?

这是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36年考证,认为《宣德鼎彝谱》本身是伪书;中国学者南炳文、曹东芳2020年发文反驳,认为此书并非伪作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米佳通过科学检测和相关文物对照,认为"真宣"确实存在,但学界至今没有一件被公认的宣德三年本朝标准器。

换句话说,即便手里有一件款识对、皮色对、工艺对的宣德炉,它算不算"本朝真宣",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判断。

六百年下来,宣德炉变成了一个悬案。朱瞻基当年用暹罗贡铜,炼了十二次,浸了数十天水银,铸出三千多件,分散到各地宫观衙门。这三千多件如今下落如何,有多少还留在世上,档案里查不出答案。留下来最清楚的,是两位明末文人的几句品评,和一场从清代争到现在的真伪之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