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万太平军，向八旗骑兵集体投降——规模之大在整个太平天国战史里找不到第二例。

太平军在后世常被描绘成席卷清廷的洪流。但对上八旗军的真实战绩，是另一回事：总体胜少败多，攻下三座满城是最拿得出手的战果，野战反而屡屡折戟。

黑石渡那场仗是最触目惊心的一笔。1864年，天京岌岌可危，扶王陈得才统率20余万太平军从陕西、湖北回师，火速南下增援。这支队伍远道疲师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当年九月进入湖北境内，遭僧格林沁满蒙八旗截击，连战连败。十月初七，陈得才部在霍山黑石渡与僧格林沁决战，再度溃败。两日后，马融和率7万余众率先降清；随后范立川又以11万余众缴械。两批合计超过18万人，就这样向曾经的劲敌低头。陈得才见大势已去，又听闻部下密谋将他擒送清军，服毒自尽。

太平军打出过胜仗的，主要是攻下三座满城：南京、乍浦、杭州，每一场都惨烈。

1853年攻南京满城，太平军调一万精锐广西老营合围，以西洋火炮轰塌城墙。江宁将军祥厚率两百多名八旗武官持刀巷战，全部力竭战死。但太平军一方"打死打伤六千精锐，广西来的老兵死伤过半"。满城额定驻防旗兵5200人，最终仅373名旗人幸存。

1861年攻杭州满城，忠王李秀成曾写信劝降，承诺护送旗人家属离城，被将军瑞昌断然拒绝。满城上万八旗将士拼死守城，击毙千余太平军。城破之日，瑞昌举火自焚，副都统以下四千余人同死。杭州八旗生还者只剩46人。

这三场仗，全是城池攻防，而非野战击溃骑兵。太平军攻城，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
野战能力的差距，北伐时暴露得最清楚。1853年，林凤祥、李开芳率约两万人北上，推进到天津城郊，却始终没能攻破天津。随后被僧格林沁满蒙骑兵围困，粮道断绝，南方士兵熬不住华北严冬。林凤祥坚守至1855年3月，连镇木城被摧毁后身受重伤被俘，押至北京凌迟处死。李开芳率残部退守山东冯官屯，清军引水灌营，最终被俘，同年在北京被凌迟处死。北伐军全军覆没。

援军的结局更快。1854年曾立昌率7500人从安庆北上增援，一路裹挟游民，队伍号称数万。攻下临清后，粮草已被清军焚毁，军心涣散，连两百里外的北伐军都没能接应到。撤退途中多名高级将领战死，最后只剩寥寥数百人逃回。

在安庆外围，陈玉成三次组织突破，三次被多隆阿的索伦铁骑顶了回去。多隆阿麾下黑龙江马队是八旗劲旅，与湘军悍将鲍超并称"多龙鲍虎"。陈玉成1861年集结3万多人，分三路强攻，中途再遭截击，大败收场。安庆当年失守，陈玉成本人后来被捕，凌迟处死。

真正让八旗骑兵吃大亏的，不是太平军，是捻军。

捻军没有城池可守，靠连续运动的骑兵战法与清军周旋。不死扛，不硬拼，专打孤立之敌，打完就撤，靠地形把对手拖垮。僧格林沁追击捻军，先在1864年邓州唐坡吃了败仗，又在鲁山再遭重挫。1865年5月，高楼寨一战，捻军设伏，全歼僧格林沁所部7000余人，僧格林沁本人中伏，在麦田中被击毙。这位因生擒北伐军主帅而晋封"铁帽子王"的满蒙统帅，就这样殒命于一场伏击。

太平军和捻军打的，根本是两种战争。太平军依赖据城死守，一旦离开坚固据点，野战中很难对抗满蒙骑兵的机动冲击。捻军不要城池，始终保持运动，不给八旗骑兵找到决战时机，直到把对方诱入埋伏。

太平天国确实动摇了清朝东南半壁，这一点无可否认。但对上八旗军，太平军的胜负账并不好看。能真正重创八旗骑兵主力的，是另一支队伍，换了另一套打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