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
党委制在具体运行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新问题不断冒出来。有的单位出现了另一种倾向，什么事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，连一顿饭吃什么也要开会决定。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。一九三一年夏天，红一方面军总部发现这个问题后，专门下发了文件，明确规定了哪些事必须经党委讨论，哪些事由军政首长根据分工自行处理。

文件规定得很细。比如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、团以上干部的任免、部队政治教育的方针，这些必须上党委会。日常工作、既定方针范围内的执行、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处置，这些由军事主官或政委相机处理，事后再向党委汇报。这么一规范，党委制就更加科学了，既避免了个人独断，也防止了事事讨论影响效率。


一九三二年，中央苏区在宁都召开了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会议。会上有个争论很值得注意，就是政委和军事指挥员的关系问题。在当时的红军里，政委是党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，军事指挥员是部队的军事主官，两人的关系搞不好，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。

会上有人反映，有的政委管得太宽，连怎么排兵布阵也要插手，搞得指挥员束手束脚。也有人说，有的指挥员根本不把政委放在眼里，党委的决议想执行就执行，不想执行就扔在一边。

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一段话，把这个问题讲透了。他说，政委和指挥员，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，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各负其责。指挥员负责军事指挥，政委负责政治工作，重大问题上党委会，决议形成后各按分工办。指挥员不能以不懂政治为借口抵制党委决议，政委也不能以党委名义去干涉具体军事指挥。

这个讲话后来成了红军处理军政关系的重要遵循。在实践中，政委和指挥员搭配得好不好，往往决定一支部队的战斗力。有的指挥员军事上很有一套，但思想上有些摇摆，有个得力政委帮衬着，就能走正路。有的政委工作热情高，但缺乏军事常识，有个懂行的指挥员配合着，也不至于瞎指挥。

宁都会议还讨论了一个敏感问题：如果党委多数人的决定是错的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，因为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一九三一年初，闽西红军一个团的党委，多数委员主张去攻打一个敌人重兵把守的镇子，团长认为不行，但投票表决输了。按制度他必须执行，结果那一仗损失惨重。

这事后来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，引起了重视。总部答复说，党委制坚持的是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是组织原则，不能动摇。但同时也强调，党委成员要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，不能搞外行领导内行。如果指挥员认为党委决定有重大失误，有权向上级党委申述，但在上级没有改变决定之前，仍须执行原决议。

这个规定既维护了党委制的严肃性，又留了一个纠错的通道。后来红军长征途中，类似的应急机制多次发挥作用，避免了一些本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。

一九三三年，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。这一仗对红军来说极其艰难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，党委制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。博古和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后，逐渐改变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传统，搞起了个人专断。

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，他不懂中国国情，却把持了军事指挥大权。很多重大军事决策，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充分讨论，李德一个人在地图上画圈就算定了。他搞的那套堡垒对堡垒的打法，完全不符合红军的实际，结果红军损失惨重。

中央苏区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此很有意见，彭德怀就曾当面顶撞李德。但当时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，正确的意见很难上达。后来红军被迫长征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个人专断的亏。

这个教训太深刻了。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，不仅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传统。遵义会议本身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典范，会上大家畅所欲言，充分讨论，最后形成决议。博古作了报告后，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纷纷发言，批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毛泽东也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。经过激烈但有序的辩论，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，博古服从了多数，交出了军事指挥权。

遵义会议后，红军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。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，这些精彩战役的决策过程，都不是哪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，而是指挥部党委成员反复研究讨论后制定的。有时前方军情紧急，来不及召集全体委员，也要在指挥现场的几个委员简单碰个头，通通气，基本的方向定下来才行动。

红军中的很多老战士后来回忆说，遵义会议后有个明显的感觉，就是部队的决策更稳妥了，上下通气更顺畅了，心里更有底了。这恰恰说明，党委制不是限制指挥员的创造力，而是为正确决策上了保险。@红色书库11 @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@豆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