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，税警总团六个团貌合神离，黄杰急得睡不着觉。他请来老友张佛千：“孙立人不服管，何绍周不听令，你帮我把这两根刺拔了。”


税警总团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，黄杰对着一盏罩子灯发呆。桌上摊着六份花名册，代表手下六个团。


外人看这支队伍，军装笔挺，装备比正规军还阔气，走在街上都带风。


可黄杰心里清楚，这六个团就是六块铁板，表面上都喊他总团长，背地里各敲各的锣。最让他头疼的，是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和第一团团长何绍周。


一个仗着会练兵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；一个仗着身后的关系，把团里搞成了针插不进的独立小王国。


黄杰揉了揉太阳穴，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小山，他抓起电话，拨给了老友张佛千。


张佛千来的时候，办公室里还弥漫着刺鼻的烟味，两人是旧识，不必寒暄。


黄杰把花名册往桌上一推，开门见山：“我这总团长当得窝囊。孙立人那套美国兵操法，全团只有他第四团练得动，总团部派去的人，他一个都容不下。


“何绍周更过分，我的命令到他那里，像进了死胡同，连个回声都没有。你再不帮我，这六个团迟早得散伙。”

张佛千没接话，端起冷茶喝了一口，慢悠悠地放下：“孙立人现在在干什么？”


黄杰苦笑：“还能干什么？带着他那帮兵，在操场上耍他的洋操呢。”张佛千站起身，拍了拍裤腿：“我去会会他。”


第二天一早，张佛千没穿军装，套了件长衫就去了第四团营地，操场上，孙立人果然正带着兵练体能。


那些兵穿着胶鞋，背着洋式背包，跑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孙立人站在高台上，腰杆笔直，眼睛看着远方，压根没注意到台下多了个人。


张佛千也不出声，就站在操场边上看。一个上午过去，等到队伍解散，孙立人才看见张佛千。


他走下高台，额头上还有细汗，拱手算是打了个招呼：“张兄有闲工夫，来看我这个团怎么样？”


张佛千笑了笑：“看了一上午，兵是练得不错，就是觉得你这团长当得太累。”孙立人眉头一皱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
张佛千从兜里摸出包烟，递过去：“你想练出一支强军，我懂。可你别忘了，这税警总团上面还有财政部，还有宋部长。”


“黄总团长是蒋委员长点的人，你跟他顶着干，不是把他放在眼里不眼里的问题，是你的兵，将来吃谁的粮、领谁的饷？你这套练法，离了总团部的补给，能撑几天？”


孙立人接过烟，没点，捏在手里转了两圈。张佛千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你看不上黄总团长那套老派作风。可眼下这盘棋，你得先让它活下去，才有你施展的地方。把第四团搞成孤岛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
风从操场上吹过，孙立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把烟别在了耳朵后面：“老张，你这张嘴，不减当年。行了，以后总团部的命令，我听着就是了。”


从第四团出来，张佛千没歇脚，又去了何绍周的驻地，何绍周跟孙立人不一样，他不练操，他混日子。


张佛千到的时候，何绍周正跟几个营长在屋里打牌，桌上堆着筹码，烟味混着茶味，屋里乌烟瘴气。


见张佛千进来，何绍周也没起身，只是笑着打了个哈哈：“什么风把张参谋长吹来了？”


张佛千自己拉了个凳子坐下，看着桌上的牌：“何团长好雅兴。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黄总团长让我来跟你讨个主意。”


何绍周打出一张牌：“我哪有什么主意，混口饭吃罢了。”张佛千收起笑容，身体往前探了探，声音低了几分：“老何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”


“你伯父何部长在军政部是什么分量，全南京都知道。可你也想想，税警总团是谁的钱袋子？宋部长把这队伍交给黄杰，黄杰背后是谁？


你在这里面搅和，传到宋部长耳朵里，是黄杰难堪，还是你伯父面上无光？有些事，做得太明，反而不是帮何家，是给何家添堵。”


张佛千又补了一句：“再说了，黄总团长也不是要夺你的权，面子上过得去，大家不就都太平了吗？”


何绍周盯着牌桌看了几秒，突然把牌往桌上一扣，哈哈一笑：“老张，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老何什么时候不给黄总团长面子了？以后总团部的条子，我照办就是。”


张佛千回来复命，黄杰还有点不敢相信：“就这么成了？”


张佛千往椅背上一靠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：“孙立人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何绍周是明白人，知道利害关系。但你也别高兴太早，这两根刺，只是暂时拔了，根还在肉里。”


黄杰叹了口气，那口气像是把憋了半个月的郁结全吐了出来：“只要眼下能稳住，往后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
后来税警总团几经改编，孙立人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名气，何绍周也去了其他部队。但那几年税警总团的往事，成了张佛千晚年酒桌上偶尔提起的一段。


他总是说，带兵带将，硬拔是拔不掉的，得找到那根弦。1936年的那个春天，黄杰好歹是睡了几晚安稳觉。


至于那根弦到底是什么，张佛千从不细说，只是端起酒杯，嘿嘿一笑，把话头岔到了别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