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，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毕节时，在当地打土豪，战士们还把地主打了一顿，谁知王震知道后，亲自向地主道歉：“老先生，是我们错了！”


红二、六军团的一支部队开进城里，石板路上的脚步声和着重，街道两旁的木门大多紧闭着，偶尔从门缝里探出半只眼睛，又很快缩回去。


那会儿毕节的老百姓对这支队伍的了解，大多停留在传闻里。有人说他们专打富户，有人说他们拿大户的粮食分给穷人。


部队里的年轻战士大多来自湘鄂川黔的穷苦山乡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进了城，看见高门大户，第一反应就是，里头住的一定是喝血吃肉的地主老财。


周素园的宅子在城东头，三进三出的青砖大院，门口蹲着对旧石狮子，门楣上的漆有些斑驳了，仍能看出当年的气派。


他本名叫周增，素园是他的字。


早年间中过举人，辛亥革命后还当过贵州省的行政总理，后来看不惯军阀混战那套乌七八糟的东西，拍拍手回了老家，守着祖宅过活，平日穿件半旧的长衫，在院子里读读书，写写字。


他虽赋闲在家，毕节城里提起周老爷子，谁都要竖一竖拇指。可这些年兵荒马乱，枪杆子说话，谁知道来的队伍认不认这个？


那天下午，太阳还没落山，几个年轻战士跟着向导进了巷子。向导手指头往那扇黑漆大门一指，说就是这家。


战士们推门进去，院子里晾着几件绸缎衣裳，是周家儿媳妇刚收的。


周素园正在廊下看一本翻烂了的旧书，见几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冲进来，还没开口，肩膀就被按住了。


有个战士看他穿着长衫，手指着他骂，老东西，压迫穷人的账今天得算。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，周素园向后踉跄，后腰撞在廊柱上，嘴角磕出了血。


他用手背抹了抹，血沾在袖口，白布衫上顿时开了几朵红花。一个战士还要动手，被院里闻声赶来的老管家死死抱住，哭喊着说，先生是读书人，你们打错了。


消息传到王震耳朵里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他正就着一盏煤油灯看地图，手里那支红蓝铅笔顿了一下，在桌上敲了敲。


问清楚住址，他放下铅笔，叫上通信员，打着手电筒就出了门。


走到周家大院门口，王震让通信员敲门，自己站在石阶下头，把军帽摘下来拿在手里。冬夜的冷风灌进脖子，他把军大衣裹紧了些，没动。


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。周素园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，嘴角肿着，颧骨处也有块淤青，身上的长衫还沾着土。


王震跨进门，没等旁边的人介绍，先拱了拱手，说，老先生，是我们错了。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灯芯爆了个灯花，光影在墙上晃了晃。


王震往前走了两步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，我们队伍里有规矩，打土豪要分清对象，今天那几个毛头小子莽撞了，我代表他们给您赔不是。


说完，他朝身后的人伸手，通信员递过来一包用油纸包着的草药，王震放在桌上，说，治跌打损伤的，您别嫌弃。


周素园放下手里的书，抬眼打量着眼前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。他原以为来的队伍都是一路货色，没想到对方长官会在深夜里专门跑这一趟。


周素园站起身，回了半礼，说，罢了，你们也是孩子，只是这读书人的骨头，不经你们那么推。


王震听他谈吐不凡，便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，挥手让通信员出去门口等着。两个人从国家局势聊到毕节民情，从古书典籍聊到眼下抗日。


周素园说起北洋时期的旧事，王震说起湘赣边界的斗争，油灯里的油添了两回，窗外的天色从墨黑变成了鱼肚白。


天亮时，王震起身告辞，走到院子里，忽然听见周素园在后头喊，你们等等。


他转身回屋，抱出一个布包，里头是几支擦得锃亮的短枪，又让人从厢房扛出几袋粮食。


周素园说，这些是我的一点意思，枪是防土匪的，现在给你们打鬼子用。粮食是去年的新米，你们路上带着。


几天后，周素园答应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。


他出面把毕节城里城外有头有脸的开明人士都联络了一遍，又打开自家的粮仓，在城门口支了几口大锅，给过往的战士煮粥。


那些原本躲着不敢露面的士绅，见周老爷子都站在了红军这边，也纷纷出来帮忙筹粮筹款。


红军在毕节待的那二十多天，粮食和兵员都得到了补充，连几个原本准备跑路的药店老板，也主动把治伤的药材送了过来。


那年春天，红军撤离毕节，周素园因腿脚不便，留在了当地。


后来有人问他，那天夜里王震到底说了什么，他想了想，只答了一句，他说他们错了。毕节城东那栋青砖大院，在那之后许多年里，门都敞着。


信源：中国军网《长征副刊》官方纪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