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据杨虎城之孙杨瀚《杨虎城大传》，结合张学良晚年口述回忆录相关记载：事变酝酿阶段，张学良最初并不赞成武力扣留蒋介石。促使局面转向强硬的关键考量之一，是当时西北地缘博弈：陕北苏区的红军若持续被张杨部队围困在西北一隅，红军才具备独立与苏联谈判的筹码；一旦红军被蒋介石剿灭，张、杨、红军三方联合抗日的格局将彻底瓦解，张学良寄望苏联援助抗日、收复东北的路线也将断绝。

杨瀚据此提出一种解读：杨虎城更早看清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不会动摇，坚持只有兵谏才能扭转国策；张学良前期寄希望口头劝谏，顾虑扣押蒋介石会招致全国讨伐、苏联谴责。张学良私下盘算：保留陕北红军作为制衡筹码，才能形成西北三角力量，进而打通对苏外交通道。因此，陕北红军的存在，是张学良权衡是否采取极端手段的重要现实变量。

但需要明确：此为杨瀚一家分析推论，并非张学良口述原文直接写下这段话。张学良口述重点强调自身停止内战、抗日救国的核心诉求，没有直接说出“围困红军才有对苏谈判话语权”；主流近代史界不完全认同这套单一权力博弈解读，更多强调民族危机、东北军军心崩溃、蒋介石坚决剿共的压迫是主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