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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穿着寒酸的中年妇女,紧紧攥着一个布包,排在兑换窗口前。布包打开——3斤黄金,

一个穿着寒酸的中年妇女,紧紧攥着一个布包,排在兑换窗口前。布包打开——3斤黄金,纯度高得吓人,表面还带着明显的切割痕迹。
 
银行柜员当场愣住。这种纯度,不是金店能加工出来的,更像是工业级金锭。他不动声色地给柜台底下按了一个电铃,然后笑着对妇女说:阿姨您稍等,金额比较大,我们走个流程。
 
而这个布包,揭开了一桩被埋了19年的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盗金案。
 
615厂是个什么地方?沈阳造币厂,国家最高机密单位之一。门卫荷枪实弹,进出登记三道关,是个连苍蝇都飞不进去的铁桶。
 
按理说,这种地方谁敢动?可偏偏厂里有这么一对夫妻,盯上了。
 
男的叫关庆昌,时年生产计划科副科长,伪满师范出身,建国时隐瞒了当过抚顺警备队文书的历史,混进了615厂。表面老实勤恳,是厂里公认的"好好先生"。
 
女的叫黄淑珍,电解车间工人,比关庆昌大两岁,没文化,但有一个特点——爱财如命。爱财到什么程度?吃完冰棍,木棍都要揣回家当柴烧。
 
关庆昌一句话:"弄几个金疙瘩回来。"
 
黄淑珍每天就在电解车间,从溶解槽里摘金挂钩、捞金耳子,贴身藏着带出厂。几个月下来,家里居然攒了好几两碎金。
 
可关庆昌一看,鼻子都气歪了:指着你这点三瓜两枣发家?得猴年马月。
 
他要干票大的。
 
那天厂里下着雨。关庆昌让黄淑珍去包装组打探,回来告诉他:100号产品就在仓库最上面那个箱子里。
 
100号产品——两块金锭,每块约40斤,合计800两。当时市价几十万,相当于现在的小几个亿。
 
晚上6点,关庆昌干了一件事——他先跑到厂里的公共浴池,跟每一个洗澡的同事打招呼。沉默寡言的他那天嗓门特别大,恨不得让全厂都知道老关在洗澡。
 
洗到一半,他偷偷溜了出去,穿上提前藏好的雨衣,戴上手套,拿着羊角锤,直奔包装组。木板搭的临时仓库,三下两下就被撬开。
 
他撬开木箱,掀开毡布——金光晃眼。
 
关庆昌拿出两块金锭,用绳子一头一个挂在脖子上,塞进裤腰用腰带扎紧,雨衣一盖。整整80斤的黄金挂在身上,他硬是一路小跑,20分钟跑了3公里回到家。
 
把金子往筐底一塞,他又赶紧跑去厂里的舞厅——挥手、打招呼、跟工会主席聊天,再次给所有人留下"老关在跳舞"的印象。
 
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
 
第二天周一,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一上班就发现金子没了。整个615厂炸了锅,案子直接报到了周总理那里。
 
公安在现场提取到两条线索:39码鞋印、铁把羊角锤。
 
关庆昌作为科里的领导,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些线索。当晚他让黄淑珍连夜改了棉鞋的鞋底,把作案的羊角锤扔进了一个学校的厕所。
 
接下来的19年,是中国犯罪史上最离谱的一场伪装。
 
他抢着干活,谁家有困难他第一个借钱; 遇到争执他先认怂; 隔三差五给领导送礼; 他甚至每年都去李榆(副厂长)家拜年,帮人家修水管、换灯泡。
 
最讽刺的是,案发后被冤枉关押3个月的郭家惠和高兴贵出狱时,整个厂里没人敢搭理这俩"嫌疑人"。唯独关庆昌,主动嘘寒问暖,给他们端茶递水。
 
关庆昌赚了吗?没有。
 
那两块金锭,他根本不敢动。藏在筐底、烟囱里、衣箱底,每天提心吊胆。他甚至主动从单位分的便利楼房,搬到了没水没气的偏僻平房——美其名曰"共产党员先人后己"。
 
最后儿子结婚,全家就4个人——关庆昌、黄淑珍、儿子、儿媳。窗户上贴个喜字,新娘没新衣服,洞房的被褥都是十几年前的老货。
 
关庆昌还现场高歌:"东方红,太阳升……"美其名曰"革命婚礼"。
 
儿子单位一分房,立马搬走,很长时间不跟他说话。他父亲得知儿子的罪行后,悲愤而死。
 
19年,关庆昌没敢花一分钱。那两块金锭,比他的命还沉。
 
19年过去了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,关庆昌觉得风头过了,可以出手了。
 
他找到车间主任,借口说要变卖一点家传黄金,请师傅帮忙熔了切成小块。3斤金,被黄淑珍包好,送到了沈阳中华路的中国人民银行。
 
但他算漏了一件事——这金子的纯度,是工业级的。市面上根本流通不了这种纯度。
 
银行柜员一看就懵了。再看黄淑珍——穿着补丁衣服,神色慌张,说不清来源。当场报警。
 
下午5点,关庆昌正在厂里参加党员大会,保卫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,让他去会议室一趟。
 
推开门的一瞬间,他看到屋里坐着的公安人员,当场瘫倒在地。
 
615厂沸腾了。19年的阴霾一朝散尽,破案消息传出后,厂区附近的商店里的酒被抢购一空。
 
当年被冤枉的郭家惠、高兴贵恢复了名誉。1980年6月4日,厂里专门开了平反大会。
 
法院一审以"贪污罪"判处关庆昌死刑,黄淑珍死缓。后经最高法复核,改判为"盗窃罪"——因为当时盗窃罪没有死刑——夫妻俩双双改判无期。
 
【主要信源】《沈阳615厂800两黄金盗窃案侦破纪实》,沈阳市公安局档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