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成都解放前夕，国军上将孙震携带数百两黄金飞逃台湾，临走时将部队交给侄子孙元良。孙元良拒绝起义，叫嚣说：“打，必须打下去。”
 
 
当时的孙震其实早就没心思打仗了。
 
 
 
他既不想死守，也不愿意起义投诚，满脑子就琢磨一件事——怎么带着钱脱身。
 
 
 
他是个精明人，知道跑路得先有钱。
 
 
 
他以部队作战急需经费、安置随军眷属这些名义，分批从国民党军需部门领出了三千两黄金。
 
 
 
这笔钱名义上是全军的作战经费和安家费，可到了他手里，大头全被扣下了。
 
 
 
他自己私留了四五百两，又拿出四五百两分给军官家属堵嘴，剩下的两千多两全给了侄子孙元良，算是把嫡系部队的维持费也交到了自家人手上。
 
 
 
那时候成都周边的陆路基本都被封死了，想逃出去只能靠飞机。
 
 
 
新津机场是最后还能起降的地方，有几架军用运输机飞往台湾，但机票少得可怜，只有高层将领才能弄到名额。
 
 
 
孙震早就打点好了关系，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带着几万部队走，也带不走。
 
 
 
临走前，他把川鄂绥署和第十六兵团的指挥权全权交给孙元良，让这个侄子代行职务。
 
 
 
孙元良黄埔一期出身，打过仗，人也固执，从来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主儿。
 
 
 
孙震交代完，带上家人和那几百两黄金，登机就跑了，头都没回。
 
 
 
孙震一走，留给孙元良的就是个烂摊子。
 
 
 
部队缺粮少弹，补给线早断了，士兵们士气低落，大部分人只想活命，根本不想再打。
 
 
 
那时候成都周边的局势变得很快，川军将领刘文辉、邓锡侯他们已经通电起义，还专门派人劝孙元良，让他看清形势，带着部队一起起义，好歹保住几万官兵的性命。
 
 
 
起义的条件开得很明白——放下武器接受改编，官兵个人安全和出路都有保障。
 
 
 
对那支困在绝境里的部队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、最体面的退路了。
 
 
 
孙元良身边的亲信也劝他，说部队这个样子根本打不过解放军，死守就是送死。
 
 
 
可孙元良听完，当场就撂下狠话，必须打下去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
 
 
 
他手底下的部队看着还有几个军的番号，实际上都是缺编严重的残兵，有的连队只剩一半人，武器弹药捉襟见肘，粮食也快见底了。
 
 
 
士兵们厌战，军官们也清楚再打下去没意义。
 
 
 
可孙元良就是不肯低头，他下令在广汉、什邡一带布防，摆出要阻击解放军的架势。
 
 
 
但底下的官兵已经不买账了，很多人之前经历过几场仗，心里明白解放军的战斗力，也实在不想再打内战。
 
 
 
暗地里，不少军官已经跟起义联络的人接上了头。
 
 
 
兵团副司令董宋珩早就开始活动了。
 
 
 
他跟四十一军、四十七军的军长私下联络，把起义的方案都商量好了。
 
 
 
1949年12月21日，董宋珩带着四十一军、四十七军主力悄悄开到什邡，脱离了孙元良的指挥。
 
 
 
孙元良发现后，带着六十师的五十多辆卡车追到什邡城下，结果城门紧闭，守城的士兵持枪戒备，根本不让他进城。
 
 
 
城上还扔下来一封信，劝他认清局势，放下武器。
 
 
 
孙元良只有一个师，打不过两个军，又不敢硬拼，只能退回去。
 
 
 
手下的军官也都散了心，没人再听他的。
 
 
 
他提出撤往云南、转缅甸打游击，底下的人全都不吭声，谁都不想跟他继续卖命了。
 
 
 
众叛亲离之下，孙元良彻底没了办法。
 
 
 
12月22日深夜，他换上商人便服，抛下部队独自逃往成都。
 
 
 
几天后，他弄到机票从凤凰山机场起飞，经香港去了台湾。
 
 
 
孙元良跑掉第三天，1949年12月25日，董宋珩带着十六兵团在什邡通电起义，部队随后接受改编，编入解放军序列。
 
 
 
这一叔一侄，一个揣着黄金先跑，一个硬撑到撑不下去再跑，最后殊途同归，都丢下了曾经带过的部队。
 
 
 
孙震从军需部门领出三千两黄金，只拿小头分给下属和家属，大头全归自己，这事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不算稀奇。
 
 
 
那几年从上到下贪腐成风，高级将领们心里装的早不是打仗，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家当和退路。
 
 
 
孙震能弄到机票，能带着黄金全身而退，靠的是兵权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。
 
 
 
至于那些被丢下的官兵，在他眼里不过是随时可以丢掉的筹码。
 
 
 
孙元良则是另一种人。
 
 
 
黄埔一期出身，身上有那种老派军人的固执，不肯认输，不愿低头。
 
 
 
可这种固执在1949年底的川西平原上毫无意义——部队没粮没弹，军心散了，连身边的将领都纷纷起义，他一个人硬撑又能撑多久？他拒绝起义时喊得越响，部队集体起义的时候，他那句话就越显得可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