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，川军名将郭勋祺被俘，刘伯承、陈毅亲自摆酒宴为他接风，郭勋祺忍不住问陈毅：“九年前我率部投奔新四军，你们为什么不要我？”
郭勋祺口中的“九年前”，指的正是1939年。
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。郭勋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军长，奉命驻防在皖南地区。正巧，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也在这片区域活动。
这两人都是四川老乡，早在1922年就通过朋友介绍相识了。在民族大义面前，老乡见老乡，自然分外亲切。郭勋祺在防区内极力避免与新四军发生摩擦，不仅暗中提供各种便利，双方甚至经常互通情报，交流抗日战术。
这种抗日战场上的默契合作，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。国民党顽固派本就奉行“防共、限共”的反动政策，一看五十军跟新四军走得这么近，立刻找了个借口。1939年底，国民党高层借口在贵池战役中“作战不力”，直接褫夺了郭勋祺的军职，企图彻底削掉他的兵权。
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排挤和打压，郭勋祺一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他秘密联系了陈毅，表示自己受够了这种乌烟瘴气的算计，干脆拉着五十军的队伍，直接投奔新四军，跟着共产党一起打鬼子。
在郭勋祺看来，自己带着一个军的兵力投诚，无论如何都是一份厚礼，新四军定然会双手欢迎。
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陈毅果断回绝了他。
当时的郭勋祺根本无法理解：自己一腔热血想要弃暗投明，新四军凭什么把送到嘴边的肉推出去？难道共产党也信不过自己？因为这份深深的不解和失落，郭勋祺带着满腹委屈离开了皖南前线，随后被国民党安排进陆军大学“深造”，实际上就是彻底被挂了起来，再也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。这个心结，在他心里一结就是整整九年。
回到1948年的酒桌上。看着满脸不甘、依然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的郭勋祺，陈毅耐心地道出了当年的苦衷。
当年的拒绝，绝没有任何不信任的成分。背后隐藏的，是共产党人对国家大局的深刻考量。
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939年的局势。当时抗战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存在摩擦，但依然是维持全国抗战局面的基石。如果郭勋祺贸然带领五十军起义，国民党顽固派势必会以此为绝佳借口，给新四军扣上一顶“破坏抗战、煽动叛变”的大帽子。
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这会给新四军带来毁灭性的围剿，也会让五十军陷入被国军重兵围歼的死局。
从宏观的统一战线角度来看，一个留在国民党阵营内、愿意与共产党暗中配合的友军军长，所能发挥的作用，远远大于一个脱离建制的新四军将领。 只要郭勋祺还在五十军，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就能减少一个强敌，多一个坚实的战略缓冲。
陈毅这番推心置腹的分析，让郭勋祺恍然大悟。原来，当年的拒绝背后，藏着如此深远的战略眼光以及对老友极其深切的保护。共产党人考虑的，从来都是整个抗日救国的大棋盘。
其实，熟悉党史的朋友肯定知道1935年的土城战役。那场仗是红军长征途中打得最为惨烈、极其艰苦的一仗。当时死咬着红军不放、给红军造成上千人重大伤亡的川军将领，正是这位郭勋祺。
在战场上，各为其主，郭勋祺确实给红军制造过极大的麻烦，双方可谓有着血债。但共产党人的胸怀就体现在这里。到了抗日战场上，只要大家枪口一致对外打鬼子，过去的恩怨就可以一笔勾销。
刘伯承和陈毅真正敬重郭勋祺的，是他在抗日战场上拼杀的血性。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，郭勋祺在太湖西岸阻击日军，大腿被日军机枪打穿，鲜血直流，他依然咬牙坚持在前线指挥，直到奉命将防线移交友军后才住进医院。
这样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真军人，理应得到跨越阵营的尊重。
一个曾经的死对头，能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成为暗中默契的友军；又能在历史转折的关头，成为席上的座上宾。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江湖义气，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广阔的时代格局。
解开了九年的心结，郭勋祺彻底卸下了思想包袱。这一次，刘伯承和陈毅没有留他在野战军里当个虚职，又给他指明了一条更具价值的新道路。
当时的解放战争大局已定，大军即将直指大西南。四川作为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后堡垒，和平解放的意义重大。郭勋祺在川军中资历深、威望高，人脉极广。刘伯承和陈毅交给他一项重任：希望他能回到四川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策动更多的川军将领起义，为人民、为家乡立功。
郭勋祺当场拍板答应。他不再纠结过去的个人荣辱得失，带着解放军的重托，毅然决然地返回了四川。
回到成都后，郭勋祺冒着掉脑袋的极大风险，四处奔走游说。他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，暗中联络川军旧部，向他们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和天下大势。在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的伟大进程中，郭勋祺发挥了极其关键、不可替代的作用，真正兑现了当年那份迟到了九年的“投奔”。
建国后，郭勋祺留在了四川，先后担任了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、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务，将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，直到1959年在成都病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