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2月，特务杨进兴自知罪孽深重，带着妻女躲去了南充。路上，他碰到几个农民，假装自己是难民，让他们帮帮忙，就在他马上成功之际，妻子又开始在一旁小声抱怨，说他不该做这么多孽。
1946年8月，杨进兴亲手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。人死之后，他居然像掸灰尘一样残忍地挥挥手说“把汽油提过来，给他们洗洗澡”，让人焚尸灭迹。到了1947年，在用电刑残害尚承文等三位烈士时，因为发电机发生故障，他居然气急败坏地抡起十字镐，硬生生把人砸死，现场血肉模糊，连旁边的特务看了都忍不住打哆嗦。
更让人痛心疾首的，是他对杨虎城将军一家的灭门惨案，以及对年仅8岁的“小萝卜头”下的毒手。大家想想看，杨虎城将军作为西安事变的民族功臣，被蒋介石软禁了整整12年。将军夫人谢葆贞在狱中受尽精神折磨，绝食吞金，痛苦了20天才撒手人寰。面对这样满门忠烈的爱国将领，特务们毫无怜悯之心。
1949年9月，蒋介石依然不肯放过杨将军，毛人凤将绝密暗杀任务交给了杨进兴。在戴公祠那个阴森的房间里，杨进兴和手下早早埋伏妥当。当杨虎城将军和捧着母亲骨灰的19岁儿子刚刚踏入房门，暗处的匕首瞬间刺向了无辜的生命。杨进兴更是丧心病狂，亲手用白手帕死死捂住将军的嘴，连捅数刀。
紧接着，秘书宋绮云将军一家也被骗了过来。当时，年幼的小萝卜头（宋振中）正被另一名心存犹豫的特务按住脖子，孩子还在痛苦地喘息挣扎。就在这时，满手鲜血的杨进兴像一尊吃人的凶神般走过去，冷冷地说了一句“让我来结束他的命”，随后将冰冷的匕首无情地刺入了这个8岁孩童的身体。办完这些令人发指的恶事，他居然还能平静地和同伙瓜分将军遗留下来的美钞和黄金。
带着这样一身洗不清的滔天血债，杨进兴居然在四川南充青居乡烟山脚下安了家，摇身一变成了贫农“杨大发”。
不得不佩服杨进兴深沉的狡诈。他深刻揣摩了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拼命往自己身上贴“苦难标签”。他分到了土地，住进了草房，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对乡亲们更是点头哈腰、和蔼可亲。在诉苦大会上，他眼泪说来就来，表现得极为积极。因为他太擅长伪装了，乡亲们纷纷接纳了他，甚至推选他当上了生产互助组组长，还让他作为先进贫农总结推广少秧密植的经验。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竟然堂而皇之地领受着劳动人民的荣誉，这简直是历史开的一个巨大的黑色玩笑。一直到朝鲜战争停战后，他眼看变天无望，才彻底死心，打算把“杨大发”这个面具戴进棺材里。
但这个“贫农”身上，总有些让乡亲们觉得古怪的地方。刚进村时，他穿着黄呢子大衣，手腕上戴着名贵手表，老婆田德俊留着城里人的披肩发。虽然后来他们把这些换成了粗布麻衣和螺髻头，但在老乡心里早已留下了问号。
压断这根伪装紧绷神经的最后一击，依然出自他那位口无遮拦的妻子。
有一天，田德俊嘴馋，掰了地里的嫩苞米吃，杨进兴怕这小偷小摸的行为引起基层干部的注意，把她狠狠痛骂了一顿。田德俊也是个泼辣脾气，当场就急眼了，扯着嗓子吼道：“你凶啥子，我把你的历史背一下，人民政府正在到处抓特务，你敢不敢到乡上去交代！”这番气急败坏的争吵，立刻引起了邻居的警觉，大家敏锐地察觉到，“杨大发”背后绝对有大案子。
1953年，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选。工作人员在核对户籍时，发现广安县根本查无此人，加上他偶尔漏出的江浙口音，公安部门立刻高度重视。侦查员们暗中走访摸排，顺藤摸瓜找到了田德俊在重庆老家的亲属，经过信息交叉比对，真相豁然开朗：田德俊改嫁的男人根本不叫杨大发，而在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官！随后，村里以评选劳模拍集体照为由，硬是拉着极力躲避镜头的杨进兴拍下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被火速送往重庆监狱，经当年被捕的特务徐远举等人辨认，铁证如山：他就是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。
1955年6月15日，乡里通知杨大发到区里去开会。半路上，特意安排了女干部罗梦华同行。女干部假装柔弱，请求“劳模”帮忙挑着四十多斤重的行李箱。杨进兴为了维持积极分子的人设，硬着头皮挑起了担子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足足走了六里地。
等他累得大汗淋漓、气喘如牛地走到区公所大门前时，背后突然有人大喝一声：“杨大发！”
做贼心虚的杨进兴毫无防备，条件反射般地立正答道：“到！”
三名强壮的侦察员如神兵天降，瞬间将冰冷的手铐死死锁在了他的手腕上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长达六年的处心积虑，在这一刻彻底灰飞烟灭。杨进兴垂下罪恶的头颅，绝望地叹息：“没想到逃了6年，还是被你们抓到了。”
1958年5月，在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上，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，这个作恶多端的刽子手终于伏法。咱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，缅怀杨虎城将军和小萝卜头，同样也在告诫世人：历史的底稿永远清澈，任何邪恶的伪装，终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