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成都解放，因被蒋介石放鸽子，他成了唯一被俘的国民党上将



成都凤凰山机场，蒋介石的专机飞往台湾。
 
  
 
专机升空的时候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就在机场，他是来送行的，也是想跟着一起走的。
 
 
 
 
可飞机没等他，他只能站在原地，看着飞机在天上变成一个黑点，再彻底消失。
 
 
 
 
王陵基这个人在四川军阀里资格很老。
 
 
 
 
刘湘、杨森这些人见了他都得叫一声老师，因为他早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教官的时候，这些后来的川军大佬都是他的学生。
 
 
 
 
靠着这份资历和左右逢源的本事，他一路做到了四川省主席、陆军上将。
 
 
 
 
蒋介石把他从江西调回四川主政，就是让他守住西南这最后一张牌。
 
 
 
 
王陵基也卖力，上任第二天就镇压学生运动，被中共中央列为战犯，手上沾了不少血。
 
 
 
 
可蒋介石压根没打算带他走。
 
 
 
 
那天飞机走了之后，王陵基还抱着一丝希望，觉得蒋介石不会丢下他不管。
 
 
 
 
到了12月21日，他让随从去暑袜街市邮局向台北打电话，那边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亲口答应，当晚九点派飞机到凤凰山机场接他。
 
 
 
 
当天晚上差一刻八点，王陵基的轿车就开进了机场。
 
 
 
 
成都的冬夜冷得刺骨，机场空荡荡连个遮风的地方都没有，他裹着大衣坐在车里，盯着夜空等飞机。
 
 
 
 
九点过了，没来，十点、十一点、十二点，还是没来。
 
 
 
 
他和随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，天都大亮了，跑道上还是空的。
 
 
 
 
台北那边放了他鸽子。
 
 
 
 
这时候解放军两路大军正向成都合围，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这些川军将领已经在彭县通电起义，王陵基南逃西康的路被堵死了。
 
 
 
 
他只能夹在胡宗南溃败的队伍里往西跑。
 
 
 
 
临走前他把省政府的人叫来，愿意跟他走的就跟着，不愿意的各散伙，每人发五两黄金作遣散费，最后报名跟他走的只有二十多个人。
 
 
 
 
逃亡路上他去找胡宗南手下的兵团司令李文帮忙，结果被安排在临时指挥部的边屋住下。
 
 
 
 
有天晚上他发现李文正在密议向解放军投降的事，吓得赶紧带着随从连夜跑路。
 
 
 
 
王陵基把身上那套军官行头换了，穿上老百姓的衣服，谎称自己是县里的小职员，还改了名字叫戴正民。
 
 
 
 
可他有个要命的特征——高度近视，鼻梁上有深深的眼镜印，走路一高一低，这副模样走到哪儿都扎眼。
 
 
 
 
他几经辗转逃到宜宾，住进一个盐商朋友杨鲁玉家里。
 
 
 
 
杨鲁玉是宜宾民生轮船公司的经理，跟王陵基既是同乡又是亲戚，待他如上宾，吩咐家里人千万别说出去。
 
 
 
 
可杨家厨房有个帮工的大妈，见来人鬼鬼祟祟，杨家又这么客气，心里起疑，闲谈时跟邻居说了这事。
 
 
 
 
这话被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政委张守愚的姐姐张淑华听到了，她当晚就托人向宜宾县公安局报告。
 
 
 
 
1950年2月6日早晨，王陵基从宜宾乘永利轮顺江东下，想逃去重庆再作打算。
 
 
 
 
船到江安码头，江安县公安局局长亲自带队登船检查。
 
 
 
 
船上二十多个人都戴着毡帽、穿着长袍，坐在舱里不吭声。
 
 
 
 
查到第十八个人的时候，警察停住了，这人鼻梁上有明显的眼镜印却没戴眼镜，走路一高一低。
 
 
 
 
警察故意问了一句，你不姓戴吧？那人一愣，脱口说我不是王陵基，王陵基早就坐飞机跑了。
 
 
 
 
这一句话说漏了嘴，等于自己认了。
 
 
 
 
解放军当场把他扣住，这个国民党陆军上将、四川省主席，就这么戏剧性地落了网。
 
 
 
 
王陵基先被关在重庆白公馆，后来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 
 
 
 
在功德林两百多号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里头，王陵基的军衔是最高的，正儿八经的陆军上将。
 
 
 
 
他刚进去的时候心里慌得很，知道自己作恶多端，怕被枪毙。
 
 
 
 
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出来没他，他急得几天吃不下睡不好，后来精神都出了点问题，满院子跑喊着要特赦我。
 
 
 
 
1964年12月28日，81岁的王陵基终于等来了特赦，三年后在北京病逝，终年84岁。
 
 
 
 
回过头来看，王陵基一辈子都在给蒋介石卖命，从江西到四川，镇压学生、征兵征粮、执行安川应变计划，什么事都干到头了。
 
 
 
 
可到头来，蒋介石跑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打，说好派飞机接他，结果让他一个人在机场冻了一整夜。
 
 
 
 
他那个四川省主席的官帽子，到最后不过是蒋介石用来稳住四川的一个幌子。
 
 
 
 
棋子用完了，就该扔了。
 
 
 
 
王陵基到功德林里才慢慢想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