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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千人,一千块大洋,这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的全部家底。弹药匮乏到四五个人分一支枪

七千人,一千块大洋,这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的全部家底。弹药匮乏到四五个人分一支枪,战士大多还穿着夏天的单衣,身后追兵刚在吴起镇被一场埋伏打退才算暂歇。蒋介石在四面布下了十六个师的包围圈,从北到南全线压住。可就是这支已被长征磨到极限的队伍,偏偏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站稳了脚跟,而且越来越难拔掉。原因不是红军突然变强,而是五股力量同时往一个方向推,把陕北这条缝隙撑开了。

第一个原因是周边军阀各打各的算盘。蒋介石调集的围剿兵力,大多数是地方军阀的部队,这些人自保优先,向来不愿替别人拼命。阎锡山在山西深沟高垒经营自己的地盘,对南京的调令历来打折扣;马鸿逵、马鸿宾的马家军盘踞宁夏,主要守着自家那一摊;陕北的井岳秀、高桂滋两支杂牌合起来不过两个师,根本不足以形成合围之势。包围圈里天然留着漏缝,红军的立足空间就从这些缝里挤出来的。

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军从对手变成了秘密援手。1935年10月,东北军107师一个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红军俘虏,被优待后主动回去劝说张学良。1936年1月,双方秘密接触,张学良当场拍板停战,私人掏出两万元银洋。此后粮食、棉衣用卡车悄悄运往延安,1936年春送去数万件棉衣。4月,双方在延安正式会谈,六项协议落定,张学良再追加二十万元法币,全年先后借出共十五万元,还单独送来步枪两千支、子弹七十万发。前线的东北军王以哲部主动拖延进攻节奏,两军士兵干脆互赠礼品、联欢看戏,几乎不打仗了。

第三个原因是红军在关键时刻打赢了两场硬仗。1935年11月的直罗镇之战,红军两面夹击,全歼东北军第109师,毙杀师长牛元峰,俘虏五千余人,缴获轻机枪百余挺和二十余万发子弹,彻底击碎了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。一年后,1936年11月,胡宗南嫡系第78师深入黄土高原,连续强行军使基层减员近半,空腹作战,饮水告急,已是强弩之末。红军在山城堡集中主力夜袭,一战歼灭该师主力,把蒋介石最依重的嫡系打疼了,后续进攻节奏随之瓦解。

第四个原因是两广事变意外撕开了一个时间口。1936年6月,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联手通电反蒋,出兵湖南。蒋介石为平息内乱,不得不把已在西北集结的胡宗南主力抽调南下。原本正要收紧的包围圈被这场军阀内讧打断了节奏,红军三大主力得以在甘肃完成会师,总兵力从抵达陕北时的七千人恢复到约八万人,手里有了枪、有了粮、有了喘息的余地。

第五个原因是日本的步步进逼改变了整个棋局的优先级。1935年华北接连沦陷,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呼声传遍全国。东北军官兵无心打内战,只想打回老家,士气早就散了。蒋介石"攘外必先安内"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在全国舆论面前站稳。1936年12月,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,以兵谏逼其接受停战联共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对红军的进攻指令就此撤销,十年内战基本画上了句号。

五件事不是依次接力,而是差不多同时压在局势上、彼此托举。军阀消极让围剿缺了牙齿,东北军的暗中接济让红军撑过了最艰难的冬天,两场胜仗证明这支队伍打得过,两广事变争来了集结时间,日本的压力让南京不得不重新权衡代价。陕北的黄土坡从来不是什么福地,风沙大、地瘠民贫,粮食棉衣都要紧着算。但那一刻,它恰好落在了各方利益撕扯出来的夹缝里,让这支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队伍喘过了气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