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，退休大将张云逸正在家中侍弄花草，耳边突然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。接听后只听言：“周总理有急事找您。“张云逸已经73岁，虽然年老体弱，但国家有事断然不会推辞，于是赶忙乘公车来到中南海。
1965年7月20日，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人。张云逸也在队伍中，飞机舱门打开，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缓缓走下舷梯，两位老人隔着人群看见彼此，身后压着的，是广西政局、北伐战争、百色起义以及数十年的时代变化。
张云逸这次到机场，并不是为了演一场“旧友相逢”。中央请他出面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他与李宗仁都同广西近代军政历史有着深厚联系。

一个后来走上革命道路，一个长期处在旧桂系的中心位置。两人站到一起，本身就在传递一个清楚信号：回到祖国的人受到欢迎，过去的分歧也可以放到民族大义之后。
几天前，张云逸还在家里过着安静日子。电话来得突然，工作人员只告诉他，周恩来有要事相商。
他没有多问，整理好衣装便赶往中南海。见面后，周恩来把李宗仁即将归来的消息告诉了他，并希望他参加迎接。
张云逸明白这项安排的分量，他没有把话题绕到个人感受上，而是接受了任务，对这位经历过辛亥革命、北伐和长期战争的老人来说，国家需要什么，远比自己愿不愿意见某个人重要。1926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29年广西局势剧烈变化，他利用担任警备部队负责人的条件，保存力量、整顿队伍，并与邓公等人筹划武装起义。1929年12月11日，百色起义爆发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，张云逸任军长。
右江地区随后建立革命政权，农民运动迅速发展。那不是一场轻松取胜的行动，起义队伍既缺武器，也缺稳定后方，随时可能遭到围攻。
1930年以后，红七军离开右江，转战广西、湖南、广东和江西。山路、饥饿、疾病和连续作战不断消耗兵力，不少熟悉的战士倒在途中。
1931年，部队终于到达中央苏区，同中央红军会合。张云逸带出去的是一支年轻队伍，带到江西的却是一批经受过严酷考验的骨干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张云逸进入新四军，先后担任参谋长、江北指挥部指挥等职。他熟悉旧军队，也善于处理复杂关系，在江北一带组织部队、开辟根据地。
那里的斗争并不只发生在正面战场，粮食、交通、群众工作和部队整编，哪一项出了问题，都可能影响全局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，新四军军部遭到严重损失。
军部重建后，张云逸担任副军长，并兼任第二师师长。他做的第一件大事，不是高喊口号，而是稳住人心、理顺指挥、补充力量。
越是在队伍受挫的时候，这种沉得住气的作风越重要。李宗仁当时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1949年以后，他移居美国，但没有完全割断对国内局势的关注。1955年，他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，主张中国人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。
这个变化，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。1956年4月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程思远，请他向李宗仁转达欢迎之意。
此后的联系并非一两封电报就解决了。李宗仁对安全、生活和来去自由都有顾虑，程思远多次往返传话，双方一点点建立信任。
1957年，李宗仁提出把收藏的书画文物送回国内。1963年12月，程思远在瑞士同他会面，并转达周恩来提出的“四可”安排：可以回国定居，可以回来后再出去，也可以先在欧洲停留，回国后仍可自由往来。
这番安排让李宗仁放下了最深的顾虑。张云逸站在那里，恰好说明了这种态度。
他从旧军队中走出，后来成为百色起义领导人和新四军高级将领；李宗仁则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。机场上的见面不需要太多台词，一次握手、一句问候，已经足够，张云逸没有把迎接当成对过去的否定，李宗仁的归来也不是把历史重新改写。
真正发生变化的，是人们处理历史的方式——原则没有丢，胸襟却可以更宽。这件事最值得记住的，不是电话有多急，也不是两位老人见面时有多激动，而是中央为什么选择张云逸出现在机场。
这个安排把政策、历史和人情放在了同一个画面里。张云逸接受任务，体现的是一名老军人的纪律与格局；李宗仁回国，则说明只要愿意站到爱国和统一的一边，回家的路就不会被堵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