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渡赤水不是提前决定的。四渡赤水之所以被人们誉为军史上的神来之笔，完全在于它的出奇不意。同其它战役所不同的是，四渡赤水没有事先的周密计划和部署，每一渡都是根据敌情的变化临时所作的决定。
把四渡赤水的路线画在地图上，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：红军似乎早就设计好了一盘大棋，先向西，再向东，接着折回，最后突然南下，每一步都在为渡过金沙江作准备。可真正的战场，不是后来画出的几条箭头。
1935年初，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多人，川军、黔军、滇军和中央军却从不同方向压来。道路随时会被截断，敌军一天之内就可能换位置。

昨天还能通过的地方，第二天也许已经出现大批追兵。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于1月19日离开遵义地区，准备经土城、赤水一带向川南前进，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，同红四方面军会合。
这只是当时的行动设想，并不意味着后来已经规划出了“四渡”。那时谁也无法预料，部队会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四次。
1月28日，土城附近的青杠坡战斗打响。红军原先判断川军兵力有限，希望集中力量消灭追兵。
真正交手后才发现，敌军增援来得很快，战斗越打越紧。继续纠缠下去，红军很可能被拖在狭窄地区，一旦其他方向的敌军赶到，后果十分危险。
这次渡河解决的是眼前最紧迫的问题：脱离土城战场，避开正在形成的合围。它不是一份既定方案的开场，而是战况突然变化后的紧急转身。
进入古蔺、叙永一带后，红军仍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。然而长江沿岸守备已经加强，叙永方向作战也不顺利，川军和滇军继续逼近。
原来的道路再次走不通，部队只好转向云南扎西地区集结、休整，并重新判断敌军的位置。就在对手把大批兵力调往川南时，黔北出现了空当，红军没有继续向前硬闯，而是突然回头。
这次回马枪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。敌军原以为红军还会在川南寻找渡江通道，没想到主力已经出现在黔北。
遵义战役中，红军打击追堵部队，补充了部分物资，士气也明显提高。战场主动权，正是在这次突然折返中一点点争取回来的。
若继续停留，四面兵力又会收紧，中央红军随即再次向西移动，准备把追兵带离原来的封锁位置。3月16日，红军由茅台及附近地区三渡赤水，重新进入川南，并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。
敌军果然把注意力转向赤水河西岸，急忙调整兵力。到了这时，渡河已经不只是为了避开追兵，还在主动影响对手的判断，迫使对方跟着红军改变部署。
对手刚刚向西调动，红军马上折返。3月21日至22日，主力从二郎滩、太平渡一带四渡赤水，重新进入贵州。
红九军团等部队配合行动，牵制和迷惑追兵，主力则趁夜快速南下，把敌军重兵留在赤水河以西、乌江以北。接下来的行动，更能看出这种指挥方式的特点。
红军南渡乌江，向贵阳方向逼近，迫使当地防守力量收缩，并调动滇军向东增援。云南兵力被抽走后，红军忽然改变方向，穿过敌军调动中的空隙，进入云南。
部队到达昆明附近后没有久留，而是迅速转向金沙江。5月9日，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，终于把追堵大军甩在身后。
这个结果看起来像是从一渡开始就已经算好，实际却是一次次根据新情报、新敌情和道路变化作出的选择。前一个方案失去条件，就马上寻找下一个机会，绝不被已经作出的决定捆住手脚。
这种变化能够实现，靠的不只是指挥上的果断。军委二局持续掌握敌军电报和调动情况，为判断哪里兵力较强、哪里出现空隙提供依据。
部队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重要行动意图只在很小范围内掌握，许多指战员临近出发时才知道眼前任务。这样做并不是故意让部队摸不着方向，而是因为敌情变化太快，命令发得过早，既容易泄密，也可能因为情况改变而失去作用。
更关键的是，数万人的队伍必须跟得上这种变化。所以，四渡赤水并不是一连串毫无根据的临时冒险。
它有清楚的战略方向，也有情报、保密和执行能力作为支撑。所谓“不是提前决定的”，说的是不存在一张预先画好的四次渡河路线图，并不是行动没有目标、没有判断。
这场战役留下的真正启示，是面对快速变化的局势，最危险的不是修改计划，而是明知条件已经变了，仍旧抱住旧方案不放。九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，最值得记住的仍不只是“神奇”两个字。
真正高明的指挥，是既守住大的方向，又敢在条件变化时马上换路。红军能够从重兵包围中走出来，靠的是实事求是、随机应变，也靠全军上下在最困难的时候仍能统一行动。
地图上的四条渡河线，最后连成了一条生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