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宗昌从从亲信口中得知，他的妻子袁书娥与一个瘸子通奸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当即就要找袁书娥问个究竟，忽然间他意识到不能打草惊蛇，便和家人们说要外出公干，等到晚上悄悄的溜回来，正好撞见贾瘸子与妻子私会！
1932年9月3日，济南车站一阵枪响，张宗昌倒在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。这个曾经在山东横着走的军阀，死时并没有多少人替他叹息。
生前排场越大，身后越显得冷清，这种反差，恰好能看出他一生留下的复杂名声。张宗昌身上有太多标签：粗野、贪财、好色、用兵狠、做事没有章法。

外界说他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、不知道有多少钱、不知道有多少女人”，这句话虽然带着讥讽，却也说明他在私生活上早已失控。可真正让张宗昌丢脸的，并不是外人骂他，而是张府里那场闹得很难看的风波。
袁书娥原本是他的正房夫人，在家中有名分，也有孩子。按旧式大家庭的规矩，她本该是内宅里最有分量的人。
问题偏偏出在张宗昌自己身上。他后来把袁书娥的妹妹袁中娥也纳进门，这件事放在任何家庭里都难以平静。
亲姐妹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一个是原配，一个又成了新宠，袁书娥心里的怨气自然越压越重。张宗昌以为自己有权有势，家里的人就只能忍着。
可人心不是军令，不能靠拍桌子解决。袁书娥后来与贾瘸子来往，旧闻中多说这是她对张宗昌的一种报复。
做法不光彩，但背后的积怨，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消息传到张宗昌耳朵里时，他起初怒得不轻，按他的脾气，立刻拔枪冲过去并不奇怪。
可是这回他停了一下。因为这种事一旦闹开，最难看的不是袁书娥一个人，而是张宗昌自己的脸面。
于是他没有当场发作，而是装作要外出公干，像平常一样离开张府。府里人以为他不在，夜里也就少了防备。
等到天色暗下去，他又悄悄折返回来，像是早就布好了一张网。张宗昌回府后没有声张，他先靠近袁书娥住处，透过屋外动静察看情况。
等他确认贾瘸子正在屋内时，怒火终于压不住了。门被踹开那一刻，贾瘸子吓得魂不附体，连衣衫都顾不得整理，转身就从窗边逃走。
张宗昌提枪追出院子，对着正在翻墙的贾瘸子开了一枪。枪声很响，人却没倒。
贾瘸子跌跌撞撞翻过墙，捡回一条命，从此再不敢轻易进张府。那一枪究竟是真失手，还是有意留余地，后人有不同说法。
从张宗昌的性格看，他未必不想杀人。可他更怕家丑彻底传开。
贾瘸子若死在张府，事情反而更难收场，官场、军中、街头巷尾都会传得沸沸扬扬。吓走对方，把事压在院墙内，对他来说反而更合算。
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，张宗昌心里并非完全没有亏欠。袁书娥怨他，不是没有来由。
把妻子的亲妹妹纳为姨太，本就等于在袁书娥心口扎刀。她后来做出越轨之事，是错，但张宗昌先把这个家搅乱，也是真。
这场私宅风波之后，夫妻二人的关系基本回不到从前。袁书娥仍然是张家的大太太，名分还在，可感情早已空了。
一个在外继续纳妾，一个在内心积怨难平，张府表面还像个富贵门第，里头却早已松动。张宗昌并没有因此收敛。
相反，他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，姨太太接连进门。对他来说，这似乎是权势的象征；可在袁书娥眼里，这只会让旧恨越积越深。
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闹，而是彼此都不再把对方当成能交心的人。可他的治理名声很差。
山东百姓记住的，并不是他的威风，而是苛捐杂税、军纪败坏和粗暴行事。
1928年前后，北方局势变化，张宗昌兵败失势，后来一度跑到日本。失去地盘后，他仍想着翻身。
到了1932年，他又回到北方，试图在旧军阀关系中寻找机会，可乱世从来不缺算计，他过去结下的仇，也没有消失。同年9月3日，他来到济南车站。
郑继成等人突然动手，枪声过后，张宗昌倒下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，最后没有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车站里。
对一个军阀来说，这样的结局既仓促，也带着几分讽刺。张宗昌死后，张府里的热闹很快散了。
过去依附在权势上的生活，一旦主心骨倒下，妻妾各自寻找出路。袁书娥带着孩子离开，后来的日子远不如从前宽裕。
她对张宗昌有怨，也有多年夫妻留下的牵挂。至于袁中娥，离开张府后另寻生活。
姐妹二人的命运，也像旧式大家庭的一场余波：一个在怨恨里耗尽心气，一个重新往前走。她们都曾被卷进张宗昌的权势和私欲里，最后又随着张宗昌的倒台各自飘散。
这段旧事之所以让人记住，不只是因为它有私情、有枪声、有逃跑，更因为它把张宗昌这个人的内外两面都摊开了。外面是军阀，家里是丈夫；外面能吓住部下，家里却压不住怨气。
看张宗昌这一段经历，不能只把它当成猎奇故事。袁书娥与贾瘸子的事当然不体面，但张宗昌的家庭悲剧，根子在他的自私和放纵。他把权势带进家门，以为名分、钱财和枪都能解决问题，可感情一旦被伤透，再大的宅院也留不住安稳。
张宗昌最终死在1932年9月3日，表面看是仇杀和乱局，往深处看，也是他多年横行、树敌太多、失德失心的结果。人活一世，最怕以为自己能压住一切，到头来才发现，外面的仇、家里的怨，都会在某一天一起找上门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