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旗渠花了6865万修了十年，1969年完工清账时，审计人员在一口旧炸药箱的盖子上发现一张发黄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的一行字让现场的人红了眼眶。

1969年7月，红旗渠总干渠、三条干渠和支渠、斗渠配套体系全部建成。

林县人忙了十年，太行山腰上的水终于有了去处。清财的时候，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，粮、款、钢材、水泥、炸药，都要对得上。有人把一只旧炸药箱翻过来，箱盖背面贴着一张发黄的小票。上面不是豪言壮语，只是废炸药箱作价购买的收据，七角五分。

这张小票很轻。放在6865万多元的工程账面前，几乎轻得看不见。可它又很重。红旗渠不是一条小水沟，它从山西平顺侯壁附近引浊漳河水入林县，总干渠70.6公里，后来连同干渠、支渠、斗渠，形成约1500公里的灌溉体系。

十年里，先后30多万人次上山，81人把命留在了工地。这样一项工程，最后被人记住的，竟还有一张七角五分的小票。

林县为什么敢在1960年动这个工程，得回到缺水这件事上。
太行山东麓的林县，山多、坡硬、土薄。县里90多万亩耕地，水浇地只有1万多亩；550个行政村里，300多个村人畜吃水困难。

旱年一来，井台旁排队，担水走远路，误工，争水，日子被一担水拖住。
修渠不是兴致来了干一场大工程，是地方被缺水逼到墙根下，得自己找出路。

1960年2月，工程开工。
那不是宽裕年月，粮食紧，物资紧，技术力量也薄。全县水利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多人，储备资金有限，许多东西都得自己凑、自己扛。红旗渠后来常被称作“人工天河”，可在开头，它更像一场硬仗：一边是山石，一边是口粮，一边是干部能不能把群众带住。

开工第六天，总指挥部就颁布《八项纪律》。这不是贴在墙上的好看条文。干部要同群众吃、住、劳动、学习、商量解决问题；到了工地，既要组织施工，也要下手干活。

许多干部背钢钎、拿镢头，和民工一起清基出碴、抡锤打钎。
分包工段的人怕慢，也怕出事，白天守在渠线上，夜里还要同连队长碰第二天的安排。权力没有离开工地，纪律也就没有飘在半空。

更硬的一条，是标准往自己身上加，补助往自己身上减。

党员干部先试修，自己修5米，给群众定4米；粮食补助上，民工标准高，干部标准低。1960年2月至8月，民工补2斤，干部补1.5斤；后来几年，民工补1.8斤，干部补1.2斤。干部少拿的不是数字，是站位。

群众看人，不只听口号，更多看饭碗里、工段上、危险处谁先伸手。

炸药箱的事，就落在这个脉络里。
工地人员长期在渠线吃住，随身衣物没有地方放。废炸药箱结实，拿来装衣服合用。可它用过也是公物，谁能拿，怎么拿，能不能白拿，都绕不过纪律。

有人反映后，红旗渠党委组织委员彭士俊报给总指挥长马有金。
指挥部研究后定了规矩：每人限用一只，每只作价0.75元，收据贴到箱盖背面，随时可查。没有收据，就按贪占公物处理。

七角五分钱，在今天看着微小，在当年的渠线上也买不来多少好东西。

可规矩要是从七角五分上松开，后面就会从一只箱子松到一批物资，从一张小票松到账本。红旗渠长期施工，财粮、物资、劳力、民工补助、群众纪律、联系报告，都不断细化成制度。它不是靠某个人一时清廉撑到底，而是把“不能拿”变成日常动作，把“要登记”变成人人知道的边界。

1965年4月，总干渠通水。

1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党的领导无所不在》，把林县重新安排河山的事推到全国读者面前。可在通水之后，工程没有停在掌声里。三条干渠、支渠、斗渠还要接着配套，到1969年7月，体系才全部建成。后来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，修渠前不到2万亩水浇地的林县，终于换了一种活法。

那张贴在炸药箱盖背面的收据，并不只是廉洁故事里的一个道具。
它把红旗渠最难的一层露了出来：大型群众工程要靠热情开山，也要靠制度守住每一分钱、每一件公物。只有干部把自己的手先收住，群众的手才会一起伸向山石；只有小账不糊涂，大渠才不会在半路散掉。

清账落到“正负零”时，旧炸药箱还在那里。

箱子曾装过炸药，后来装过衣物，箱盖背面留下一张七角五分的收据。

红旗渠的水往林县流去，账本合上，那张纸没有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