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了胜仗归来的唐胜宗，等来的不是赏赐，而是朱元璋赐死诏书。唐胜宗满心不甘的说：“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，竟要落得如此下场？”

唐胜宗位列淮西二十四将，十八岁便投身义军追随势单力薄的朱元璋，属于最早一批从龙起事的心腹武将。

大明王朝建立之前，所有奠定江山根基的关键战事，唐胜宗大都参战，凭借悍不畏死的作战风格积累下赫赫战功。

跟随徐达进攻常州、围困宁国城池时，唐胜宗坚守险要关口，成功击溃张士诚数万支援军队；池州迎战陈友谅主力部队，浴血拼杀扭转战场颓势；奇袭安庆水寨、鄱阳湖决战、收复江西全境，每一场恶战都有他冲锋陷阵的身影；后来跟随北伐大军北上收复中原，攻克重镇延安，生擒元朝大将忻都，南北各地都留下他平定战乱的足迹，凭借累累战功一路晋升至都督府同知，手握重兵镇守一方。

洪武三年，天下纷争落幕，朱元璋大肆封赏开国功臣，唐胜宗受封延安侯，每年享有一千五百石俸禄，同时获赐丹书世袭铁券，皇帝许诺爵位世代传承，可减免罪责。

当年在奉天殿，朱元璋亲手将铁券交到唐胜宗手中，称赞他是麾下数一数二的良将，许诺其子孙永享富贵。

彼时身着华贵侯爵朝服的唐胜宗，坚信自己用满身伤疤换来的功勋，足以护佑家族世代安稳无忧。

只是四海安定之后，朱元璋对一众手握兵权的开国老臣愈发猜忌，君臣之间的裂痕渐渐显露。

早年唐胜宗一次外出处理紧急军务，情急之下私自调用驿站驿马，若是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将领为传递军情征用驿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可太平年间，朱元璋将这件小事视作藐视礼制、僭越皇权，当即削去唐胜宗延安侯爵位，贬为普通指挥。

身份一落千丈的唐胜宗心中惶恐，不敢有半句怨言，只能静静等候戴罪立功的时机。

没过多久代县爆发叛乱，地方守备军队无力平乱，朝廷再度启用唐胜宗，他领兵迅速剿灭叛匪，依靠此次功劳才恢复侯爵身份。

经过削爵一事的敲打，唐胜宗此后行事处处小心翼翼，凡事三思而行，绝不做出半点可能触怒皇帝的举动。

洪武十四年浙东山区流寇作乱，唐胜宗主动领兵清剿，俘获贼党三千余人，顺利招降元朝遗留官吏；次年前往陕西巡视地方，督导屯田开垦、整顿军营军备，稳固西北边境防线；洪武十六年起，他远赴辽东驻守整整七年，严格恪守皇帝下达的禁令，拒绝与高丽使臣私下往来，一眼识破对方暗藏的算计并如实上报朝廷，朱元璋特意颁布谕旨予以嘉奖，将他比作坚守道义的曹魏名臣田豫，满朝文武皆称赞他恪尽职守。

辽东戍守任期结束后，唐胜宗又主动请缨领兵前往偏远贵州，平定当地蛮族动乱，常年扎根边疆远离京城权力中心，本以为能躲开朝堂争斗安稳过完余生。

谁也没能料到，洪武十三年定案的胡惟庸谋逆大案，沉寂十年后被朱元璋重新翻起，借此大肆清查朝堂勋贵。

当年胡惟庸被定罪诛杀之时，唐胜宗远在辽东驻守，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京城朝堂私会，仅仅早年在京城有过几次常规会面，不存在任何勾结谋反的实质证据。

洪武二十三年，另一位淮西侯爵陆仲亨家中家奴出面检举，声称陆仲亨、唐胜宗、费聚、赵庸四人早年与胡惟庸私下往来，暗中谋划不轨之事。

朱元璋听闻后勃然大怒，没有仔细核查证词真假，直接将刚刚平定贵州凯旋归来的唐胜宗划入胡党同谋名单，定下死罪论处。

唐胜宗反复向锦衣卫诉说自己数十年戍守边疆、为国平乱的功绩，满身伤疤皆是征战证明，刚刚立下西南平叛大功，绝无谋逆作乱的道理。

可此时朱元璋早已下定决心清洗手握重兵的淮西勋贵，他心中顾虑，一旦自己离世，年纪尚轻的皇太孙朱允炆无法管束这群战功赫赫、在军中威望极高的老将。

唐胜宗镇守辽东七年，在边疆军民心中声望极高，麾下将士大多信服听命于他，这恰恰是朱元璋心中最大的隐患，所谓与胡惟庸勾结谋逆，只是除掉这位功臣的借口而已。

即便唐胜宗拿出当年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苦苦求情，也于事无补，铁券背面明确标注谋逆重罪不在赦免范围之内，这份曾经代表无上帝王恩宠的信物，此刻只剩无尽讽刺。

最终，刚刚立下大功凯旋的唐胜宗遵旨自尽，延安侯爵位被永久废除，家中子女为躲避杀身之祸四散逃亡，不少后人更改姓氏隐居民间。

唐胜宗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谋逆作乱的实际行为，一辈子戎马沙场只为守护大明江山，最后却沦为帝王巩固皇权、为后代扫清障碍的牺牲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