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 年国共和谈破裂后，张发奎找到李宗仁，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，李宗仁听完脸色大变


1949年1月21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引退。
这个“退”字落得很轻，国民政府的担子却一下压到李宗仁肩上。李宗仁依据宪法代行总统职权，嘴上有总统府，手里却没有一套听他调度的机器。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打得七零八落，南京城里还能谈和，全靠退路越来越窄。

李宗仁上台后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求和。
他宣布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商谈，又想撤销一些战时管制，释放政治犯，收拾特务系统留下的烂摊子。

听起来像是换了一个面孔，实际办起来处处碰墙。

行政院不一定听，总统府的命令走不远，党务系统还看溪口，军队更不在他手心里。

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回到奉化溪口。
外面说他引退，国民党内部许多人仍叫他总裁。党政军要员到溪口请示，长途电话还在响，身边有秘书、警卫、通信设备。这个安排很要命。李宗仁在南京挂着代总统名义，蒋介石在溪口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实际号令。

一个人在台前挨骂，一个人在幕后算账。

钱也不在李宗仁手里。
1948年末到1949年初，中央银行的金银、外汇、重要物资陆续转往台湾、厦门等地。李宗仁后来命令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他运，已经很晚了。没有钱，和谈就是空话；没有钱，整军、安抚地方、稳定金融也都是空话。

代总统坐在南京，账房钥匙却在别处。

军队更麻烦。长江防务表面归国民政府统筹，实际重心在汤恩伯的京沪杭防线，白崇禧的桂系主力被压在华中，难以向南京、上海靠近。桂系有兵，可那不是一把能随意抽出来的刀。蒋系嫡系将领还掌住要地，军令一层层下去，往往先看蒋介石脸色。李宗仁要打，未必调得动；要和，又压不住主战派。

4月，北平和谈开始。
张治中、邵力子、黄绍竑等人到了北平，周恩来主持中共代表团谈判。协定文本几经磋商，4月20日成了最后关口。南京方面拒绝签字。

第二天，毛主席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。
4月23日，南京解放。李宗仁原先想用和谈换一个喘息的空间，江水一过，这点空间就被冲没了。

国共和谈破裂后，问题已经不只是谈判桌上的条文。

广州成了国民党政军机关的重要落脚点，张发奎这时担任陆军总司令。

张发奎是粤军旧将，北伐、抗战都打过硬仗，和蒋介石之间也不是一路人。
他找到李宗仁，提出把蒋介石控制起来，意思很清楚：不切断溪口、台湾和广州之间那根线，李宗仁永远只是名义上的代总统。

这话听着狠，其实并不新。1936年西安事变已经做过一次样板，扣住蒋介石，逼他改变国策。可1949年的局面不一样。张学良当年有东北军、杨虎城有西北军，地点在西安，蒋介石一时落入他们掌握的军事空间。李宗仁这时没有这样的空间。

蒋介石身边有警卫，有嫡系，有台湾退路，还有一整套国民党总裁名义下的党务关系。

李宗仁拒绝，不能简单归到胆子小。
他与蒋介石斗了二十多年，知道蒋介石的手段，也知道桂系的底子。扣蒋一旦失败，桂系立刻会被说成乱党；即便成功，剩下的国民党军队也未必服从南京。长江已经失守，上海不稳，华南各派自保，香港、台湾、重庆各有算盘。

把蒋介石扣住，并不会自动变出钱、兵和国际支持。

这里有个很冷的事实：李宗仁拥有的，是宪法给他的职名；蒋介石握住的，是国民党旧机器多年积下的人脉、金库、军队和恐惧。

名分在南京，实力在溪口和台湾。
张发奎看到的是一根必须斩断的线，李宗仁看到的是斩断之后可能立刻塌下来的屋顶。

两人的判断都不荒唐，只是站的位置不同。
后来局势走得很快。李宗仁在广州、桂林、重庆、南宁之间奔走，桂系军队在华中、华南战场接连失势。

张发奎不久离开军职，转往香港。
李宗仁也离开大陆，最后去了美国。蒋介石则在台湾重新集结残余力量，把失败后的国民党又收回自己手里。

1950年3月1日，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，继续行使总统职权。
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名义，被现实一点点掏空。1949年那次“扣蒋”的提议，像败局里最后一次急促的试探。它没有发生，留下的却是一道裂口：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几个月，台前有一个代总统，台后还有一个总裁。

一个想借和谈止血，一个把退路先铺向海峡那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