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军长征初期那会儿中央领导机构都是哪些人组成的，到了遵义会议召开时，到底是谁投出了那最为关键的一票呢？（上）


1935年1月15日到17日，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“柏公馆”二楼，二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开了三天会。

屋子不大，桌子也不大。

博古主持会议，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报告提纲。

这个细节后来被不同的人回忆过多次——那份提纲，是博古自己写的，还是别人帮他准备的，没人说得清。

会议第一天的气氛就不对。

博古作主报告，讲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为什么失败。

他承认有错误，但主要强调客观原因：敌人太强大，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，苏区条件有限。

李德坐在旁边，一根接一根地抽雪茄，时不时点头。

朱德边听边“暗自发笑”，觉得这哪里是报告，分明是辩护词。

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。

他的说法跟博古完全不同：承认军事指挥上有严重错误，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。

周恩来说“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，欢迎大家批评”。

这句话一说，屋子里原本绷着的那根弦松了一些。

但真正的转折是张闻天的发言。


张闻天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提纲——那份提纲是跟毛泽东、王稼祥事先商量好的。

他直接反问：前四次反“围剿”跟第五次有什么根本不同？

如果敌人太强大是理由，前四次怎么赢的？

张闻天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，说博古把李德“捧成太上皇，言听计从”，说李德“根本不懂中国国情，完全按照洋框框”指挥。

发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

毛泽东接着发言。

他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原因有四条：以堡垒对堡垒、全线突击分散兵力、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的有利条件、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。

三天之后，会议作出决定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

从这一刻起，毛泽东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。

但这件事不是从遵义开始的。

往前推一年。

1934年1月，江西瑞金沙洲坝黄竹堪下，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。

会期四天，1月15日开到18日。

这四天里讨论了三份报告：博古讲形势与党的任务，陈云讲国统区的工人运动，张闻天讲苏维埃运动。

1月18日通过了《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》。


那份决议案今天读起来，措辞相当激烈。

它断定中国已经存在“直接革命形势”，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是“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”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个判断跟实际情况差得太远。

但在当时，这份文件把“左”倾错误推到了顶点。

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。

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有十一人：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任弼时、陈云、张国焘、毛泽东、项英、顾作霖、朱德。

候补委员五人：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、关向应。

中央书记处——当时也叫政治局常委会——七人：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项英、陈云、张国焘。

名单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。

王明当时在莫斯科，根本没回国。

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成员。

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，从这个安排里看得清清楚楚。

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。

从1931年10月起，他就已经是临时中央的“总负责人”了。


六届五中全会不过是把这个身份正式确认了一下。

但这里有一个手续问题。

博古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项英四人当选政治局常委，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选举。

手续不完备。

可共产国际批准了，所以也算合法。

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到十个月，中央红军就踏上了长征路。

长征出发时，中央红军有八万六千人。

到达遵义时，剩下不到三万人。

湘江一战，损失最惨重。

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隔在湘江东岸，弹尽援绝，大部牺牲。

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，从伤口处扯断肠子自杀。

红八军团被击溃，只剩下十分之一。

八万六千人变成三万人。

这个数字不需要任何修辞——本身就是最沉重的叙述。


长征出发前，政治局委员里已经少了一个人。

顾作霖病逝了。

十一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，变成十人。

这十个人里，真正跟着中央红军上路的不多。

王明在莫斯科。

任弼时在湘鄂根据地。

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。

项英留在中央苏区。

算下来，跟着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六个：博古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陈云、朱德。

政治局候补委员里，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四个人参加了长征。

关向应没有。

这就构成了遵义会议的参会基础。

二十个人。

六个政治局委员：博古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毛泽东、朱德、陈云。


四个候补委员：王稼祥、邓发、刘少奇、凯丰。@红色书库11 @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@豆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