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，国军少将趁着夜色，闯进了一个地下党员家里，他用枪顶着地下党员的脑袋，沉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地下党，想请你帮个忙！”

主要信源：（北京卫视——《我志愿——隐蔽战线中的英雄 谢士炎》）

1946年8月的北平，那时候抗战刚打完一年，表面上国共还在谈停战，实际上国民党已经把刀磨得快了，张家口那边眼看就要打起来。

就在这样一个闷热的深夜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，揣着一份刚拟好的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，翻墙进了同事陈融生的住处。

这不是刺杀，也不是私仇，而是一个在国民党体系里爬到高位的军官，赌上性命要做的一次选择。

那时候没人知道，这份情报会改变华北战场的走向。

更没人想到，这个出身国民党将门的少将，会在两年后倒在南京雨花台的刑场上，离新中国成立只差几个月。

谢士炎的人生前半段，走的是典型的国民党军官路子。

1912年生在湖南衡山的军人世家，叔伯兄弟里六个都是国民党高级军官。

14岁就进了南京工程兵学校，后来又读陆军大学，会说英、法、俄三门外语，在国民党军队里算得上“文武双全”的稀缺人才。

抗战时他打过不少硬仗，最出名的是1942年的衢州之战，带着一个团顶住十倍于己的日军，打了两天两夜，歼敌两千多，还打死一个日军旅团长。

那一仗打完，顾祝同夸他“壮年有为、能文善武”，老百姓叫他“武状元”，按说这样的资历，在国民党里前途无量。

可问题就出在“正直”两个字上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谢士炎被派到武汉当前进指挥所主任，管接收日伪资产。

那时候国民党接收大员“五子登科”（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女子、位子）是公开的秘密，可谢士炎偏不随波逐流，自己不贪，还严查贪污。

这就动了别人的奶酪，军统的人联合起来诬告他贪污受贿，蒋介石连查都没查，直接把他关了三个月。

放出来后他才明白，这个党早就烂透了，抗战时没倒在日本人的枪下，和平了反倒要被自己人坑死。

这时候他开始接触共产党的书。

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持久战》这些在国民党被禁的读物，是他从好友陈融生那儿偷偷拿到的。

陈融生是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，平时总送进步书籍给他。

谢士炎看着书里说的“为人民服务”“建设新中国”，再想想国民党官员抢房子、抓壮丁的样子，心里慢慢有了倾向。

但他毕竟是国民党少将，想找共产党，连个门路都没有。

直到1946年8月，孙连仲让他拟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。

他知道这份计划一旦实施，又要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也知道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咽喉，丢了后果不堪设想。

犹豫了很久，他还是决定把情报送出去。

可找谁送？

他想到了陈融生。

虽然陈融生从没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，但谢士炎观察很久了：这人从不参与国民党官员的吃喝玩乐，总说“老百姓太苦了”，送的书也都是讲社会公平的。

思来想去，他只能赌一把，要么陈融生是共产党，把情报送出去；要么不是，那自己就和他一起死，免得计划泄露。

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：深夜翻墙，枪顶在陈融生头上，逼着对方联系共产党。

好在谢士炎没赌错。

陈融生确实是中共地下党员，那天夜里，两人带着情报找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，再由徐冰转交给叶剑英。

这份情报很快传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手里，解放军提前在张家口外围布防。

1946年9月，国民党进攻张家口，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，损失两万多人。

后来聂荣臻提到这事，还说“这份情报立了大功”。

这之后，谢士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47年2月，叶剑英在北平安亲自主持了他的入党宣誓，他在志愿书里写“拥护共产主义，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”。

此后他继续潜伏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，化名“谢天纵”“刘福”，源源不断送出情报。

胡宗南突袭延安的计划、蒋介石在涿州的军事部署，这些关键情报都被他及时传到党中央，多次被中央通电嘉奖。

一个国民党少将，坐在敌人的作战会议室里，把自家军队的部署一字不落地抄给共产党，这种反差放在今天都让人觉得震撼。

可惜的是，1947年9月，中共北平情报小组的电台被国民党破获，台长李政宣叛变，供出了谢士炎等人的身份。

被捕后，国民党特务用尽酷刑，还拿他妻儿的照片威胁，让他脱离共产党就能官复原职。

可谢士炎只说：“国民党没前途，共产党有活力、有组织，我选对了。”

1948年11月，辽沈战役刚结束，蒋介石恼羞成怒，下令处决这批“内鬼”。

谢士炎和丁行、朱建国等四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，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。

临刑前他写了首诗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况复男儿失意时。

多少头颅多少血，续成民主自由诗。”

那一年，他36岁，离1949年新中国成立只有不到一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