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东江纵队19岁女情报员被叛徒出卖，生死关头，她选择跳江。谁知，跳江前，她突然朝特务头子笑了一下……。

她手里攥着惠阳沿线好几个交通站的名姓和位置，日军突破口直接锁定了惠阳的马安镇，十九岁的阿娣，就在这天傍晚，从马安镇一家药铺的夹墙里，取出了那份薄薄几页、却重若千钧的情报。

上面清楚写着，日军至少两个中队的运兵车队即将开拔，大扫荡的刀子，最快后天就要落下来，她是东江纵队的情报员，蓝布衫，长辫子，挎个竹篮，看着就像赶晚集回家的农家姑娘，可这条线上六个联络点，全装在她一个人的脑子里。

情报揣进怀里，她沿着东江边抄近路往山里赶，可刚拐进江湾渡口那片乱石滩，前头几道手电光唰地就劈开了暮色，叛徒黄四缩在一个穿黄呢军装的特务头子身后，手指头直直戳过来：“松本太君，就是她，跑不了！”

就这一愣神的工夫，阿娣猛地转身，身体向后一纵，像一片被风卷起的叶子，直直坠下了三丈高的江堤，“砰！砰！砰！”枪响了，子弹钻进水里，只激起几簇白花，暗流一卷，人影眨眼就没了。

伪军趴在堤边往下望，黑沉沉的江面只剩下漩涡咬出的水纹，松本狠狠吐了口唾沫，下令沿江找尸体，他就不信，一个姑娘家掉进这种水里还能有命在。

眼下最要命的是黄四，那叛徒知道茶山脚和渡口两个联络点的位置，最近的离这儿不过八里路，敌人天亮后一定会按着线索挨个清剿，她必须抢在头里，把“黄四反了”的消息递出去。

入夜后，她沿着江滩深一脚浅一脚往下游摸，最后敲开了渡头围村独居老人周阿婆的门，阿婆开门见是她一身湿透，二话没说塞过来干衣裳，又煨了个红薯，压着嗓子告诉她，村里来过生面孔打探，天一亮怕是要挨户搜。

阿娣把红薯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咽下去，随后抄起剪刀，嚓嚓几下，把养了多年的长辫子贴根剪断，她抓了把锅底灰，掺上泥水，把脸、脖子、手背全抹得乌漆麻黑。

天刚蒙蒙亮，她混在赶集的村民里，垂着头，步子放得松垮垮的，连续过了两道伪军哨卡，哨兵瞟她一眼，嫌她身上脏，摆摆手就赶她走。

眼看再拐过前面那片甘蔗地，就能钻进山脚的安全区，她心里那根弦刚要松一松，余光却猛地扫到一个人，黄四正蹲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抽烟，大概是歇脚，脑袋低着，哈欠打到一半。

阿娣的步子没乱，仍旧不紧不慢地走，但她额角那颗黑痣，和两脚微微朝外撇的步态，像根针一样扎进了黄四无意间抬起来的眼皮底下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瞳孔猛缩，嘴里的烟卷啪嗒掉在地上。

黄四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喊出声，阿娣已经甩掉背上的干柴捆，一头扎进了路旁的甘蔗地，枯干的叶子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，身后枪声像炸了锅，子弹打得甘蔗秆子噼啪乱飞，碎屑溅了一脸。

左肩的伤口崩开，血顺着手臂往下淌，她咬死牙关弓着腰猛冲，她从白天一直捱到深夜，伤口感染，额头滚烫得像攥着一块炭，偏巧后半夜又下起了雨，山路泡成了稀泥汤子，她抓着路边的草根和树根往上爬，摔倒了就往前蹭几步，膝盖和手肘磨得血肉模糊。

后半夜，她终于拼着最后那口气，摸到了山脚下一家杂货铺的后门，按照暗号三长两短地叩了叩，门吱呀开了条缝，老交通员李叔探出头，一瞧她浑身泥浆，左肩肿得老高，眼窝烧得通红，手一抖差点没扶住门框。

天色将亮未亮时，半山腰放哨的游击队员，看见一个黑糊糊的影子在灌木丛里摇摇晃晃。哨兵喊了两嗓子没回应，跑过去一看，阿娣已经栽倒在地，人烧得滚烫，昏迷不醒。

战友们七手八脚把她架起来的时候，听见她嘴唇还在微微翕动，凑近了才分辨出那几个断断续续的字：“两个中队……后天……黄四反了……”支队长拿到那份浸透了江水、血水和雨水的情报，连夜把整个游击区的布防全部打乱重排，老百姓转移，物资坚壁清野，地雷连夜埋进了日军必经的山道上。

三天后，日军两个中队的兵力果然气势汹汹地扑进山区，可迎接他们的，只有空无一人的空村和一声接一声的爆炸。

阿娣在卫生队的高烧昏迷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左肩的伤口化脓，军医用小刀划开排了脓，她哼都没哼一声，十九岁的姑娘，醒来后第一句话还是问情报送到了没有。

没有人记得她的大名，档案里只留了个“阿娣”的称呼。可正是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没有留下全名的年轻人，在最黑的夜里，用最笨的办法、最硬的骨头，替这个民族撑住了那根快要断掉的脊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