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 年授衔时，国民党起义将领陈明仁、董其武和曾泽生，都在其中，不过前两位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而曾泽生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
 
1955年，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评定，多名选择站在人民阵营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参与授勋，陈明仁、董其武、曾泽生三人都位列授勋名单，三人都在解放战争关键节点率部起义，后续也持续参与军事任务。
 
但最终陈明仁、董其武获评上将，曾泽生获评中将，军衔区分来自当时完整统一的评衔规则，以及三人起义时的职级、起义覆盖范围、对战局与区域稳定产生的实际作用，不存在主观区别对待。
 
陈明仁起义前担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，1949年与程潜一同在长沙通电起义，所辖部队完整转入解放军序列，整编为第二十一兵团，陈明仁担任兵团司令员。
 
此次起义实现湖南全境和平解放，长沙城内没有发生大规模交战，城内基础设施、百姓生活、储备物资全部得到保全，同时切断国民党华中防线的西侧布局，减轻南下作战部队的攻坚压力。
 
整编完成后，陈明仁带领所属部队前往广西执行剿匪任务，清理当地溃散的国民党残余武装。
 
1952年全军整编，二十一兵团撤销，陈明仁改任五十五军军长，职级发生下调，但评衔工作综合考量他起义时的兵团级身份、对华中战局的整体影响，以及统一战线层面的示范作用，确定授予上将军衔。
 
董其武起义前身兼绥远省政府主席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，1949年组织绥远起义，这套和平解放模式后来被称作绥远方式，为西北、边疆地区和平解放提供可行范本。
 
绥远地处北疆，边境局势复杂，董其武率部完整移交当地军政体系，稳定塞北边防，避免战火向西北边境扩散，大幅缓解华北地区驻防压力。
 
起义之后，董其武所辖部队整编为第二十三兵团，由他担任兵团司令员，该兵团入朝承担机场修建、前线物资转运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 
评衔初审阶段，董其武主动提出自身职级可对应中将，希望降低授衔等级，相关意见上报后，上级明确给出安排，认定绥远起义对边疆稳定、全国和平进程具备特殊价值，需要以上将军衔予以认定，以此向全国仍在观望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传递和平起义的正向导向。
 
曾泽生1948年在长春率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，所辖部队转入解放军后整编为第五十军，由曾泽生担任军长。
 
长春围困阶段，城内国民党守军分为两部分，曾泽生所属六十军仅为其中一支，他的起义动摇城内守军军心，推动后续长春整体解放，加速辽沈战役收尾，但此次起义仅作用于一座城市，未带动整片区域的军政力量同步转变。
 
后续五十军赴朝鲜战场执行作战任务，完成多场攻坚行动，战场表现得到认可。
 
但从评衔对应的职级标准来看，曾泽生起义前后始终为军级指挥官，整编后长期保持军长职务，1952年干部定级对应军级层级，依照当年军衔对应职级的基础规则，军级干部基准评定区间为中将。
 
三人都在历史转折时刻做出顺应民心的选择，各自在不同阶段完成对应的军事任务，军衔划分依托客观职级、起义影响范围、区域战略价值综合判定。
 
陈明仁、董其武二人起义时执掌兵团级武装，带动省级区域完整和平移交，具备大范围统战示范意义，符合正兵团级对应的上将评定条件。
 
曾泽生起义时仅统领单一军级部队，作战贡献集中于局部战场，职级与对应贡献匹配中将标准，1955年最终授衔结果，是结合历史事实与军队评衔制度得出的客观安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