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汤恩伯撤离前往台湾，身边妻儿眷属一个不落全带上了船，唯独把倾尽嫁妆、伺候汤家二十多年的原配扔在了码头，51岁的马阿谦跑去找新政府，只提了一个要求……
故事还得从1918年讲起。那时候的汤恩伯还不叫汤恩伯，他原名叫汤克勤，只是浙江武义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乡下青年。马阿谦出身永康的书香门第，父亲曾是清末的秀才，还当过县长。按理说，富家千金嫁给穷小伙，这门亲事绝对算得上是下嫁。新婚燕尔，日子本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，可汤克勤心气极高，死活要去日本留洋深造，寻找出头之日。
穷小子想出国，钱从哪里来？马阿谦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自己出嫁时的红漆木箱。她把那些闪着光泽的金银首饰、压箱底的绫罗绸缎，全都拿去当铺换成了现大洋。手头的钱依然不够，她又厚着脸皮回娘家四处借债。终于，这笔沉甸甸的盘缠凑齐了，全部塞进了丈夫的行囊。
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，马阿谦独自留在了乡下的老宅里。她脱下丝绸换上粗布，操持起繁重的家务，悉心侍奉公婆，顺带抚养刚刚出生的长子汤建元。那个年代的传统女性，习惯把男人当作自己一生的依靠。她天真地以为，只要自己吃够了苦，等丈夫飞黄腾达的那一天，好日子自然会来。她哪里能料到，自己倾尽所有的付出，换来的竟是一场长达大半生的噩梦。
在日本的日子里，汤克勤遇见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贵人——浙军师长陈仪。为了报答知遇之恩，他干脆把名字改成了“汤恩伯”。陈仪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手腕，有意将自己的义女王竟白许配给他。面对这从天而降的“桃花运”和巨大的政治资本，汤恩伯立刻把乡下那个苦等他的原配抛诸脑后，将计就计地和王竟白谈起了恋爱。
为了彻底清除仕途上的“绊脚石”，1926年左右，汤恩伯穿着笔挺的军装，回到了浙江老家逼迫妻子离婚。面对那个为了家庭操劳得满脸风霜的结发妻子，他毫无愧疚之心。他冷漠地将300块银元拍在桌子上，逼迫马阿谦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绝情地声称“从此两清”。
这300块银元，硬生生地砸碎了马阿谦八年的期盼。起初，她死活不肯按手印。可是，汤恩伯软硬兼施，甚至拿儿子汤建元的血统和未来前途相要挟，百般羞辱。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，面对一个掌握枪杆子的军官，除了妥协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她屈辱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。离婚后，马阿谦并没能离开汤家。她依然留在那个老宅里，继续尽心尽力地照顾汤恩伯的父母。那个男人在外面风光无限，迎娶了新夫人，生了七八个孩子，住进了大洋房，出门有小汽车接送。后来，他甚至又纳了无锡“丝茧大王”年仅22岁的女儿钱婉华为妾。而马阿谦依旧穿着粗布衣裳，在乡间耕作织布，替那个早已抛弃她的男人尽孝。
1949年。国民党的统治兵败如山倒，汤恩伯在战场上节节败退。有史料显示，早在1949年7月，他的心腹就已经在日本东京近郊，花了3万美元给他买了一栋有22个房间的超级豪宅，为他铺好了退路。
那时的马阿谦，手里攥着当初那点微薄的离婚费，牵着不受生父待见的儿子，像两片无根的浮萍，一路漂泊到了上海。在乡下，300块银元或许还能买几亩薄田度日。在物价飞涨的十里洋场，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。
为了活下去，马阿谦租了一间阴暗潮湿的亭子间。白天，她给左邻右舍缝补破旧的衣裳；夜晚，她在大木盆里浆洗别人送来的被单。到了寒冬腊月，手指关节在冰冷的井水里泡得通红开裂，钻心地疼。儿子饿得直哭，她只能咬紧牙关，从牙缝里省出一点口粮，最后连嫁妆里仅剩的一只银镯子也当掉了。日子过得像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，遮不住穷，挡不住寒。
当汤恩伯在码头大摇大摆地带着新欢登船逃亡时，他压根没看一眼躲在母亲身后瑟瑟发抖的亲生骨肉。那个曾经让他下跪拜谢恩师、发誓要光宗耀祖的汤恩伯，走得干脆利落，把所有的情分都留给了冰冷的黄浦江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国民党将领成了战犯，他们的家属也纷纷夹起尾巴做人。马阿谦的处境极其尴尬。在外人眼里，她依然是那个大军阀、国民党高官的“大老婆”。按照当时的社会氛围，顶着这样一顶帽子，她和儿子未来的日子恐怕寸步难行。
51岁的马阿谦，一辈子逆来顺受，但在命运的生死关头，她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清醒。她没去求往日的亲戚，直接走进了新政府的办公地。面对接待她的工作人员，马阿谦没有哭诉自己的苦难，也没有借着身份去讨要任何特殊的照顾。她平静地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的离婚字据，提出了一个极其卑微却又重如泰山的要求：
“我请求政府查明我的身份，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和汤恩伯解除了婚姻关系。我只求政府把我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，给我一个自食其力、靠双手养活儿子的机会。”
她不要名，不要利，只要一个清清白白做人的资格。
底层的坚韧与殊途同归的结局
确认了她的遭遇，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她终于卸下了“国民党高官家属”的沉重枷锁，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，带着儿子融入了新社会的洪流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