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，国军少校被俘，连长正要审问，国军少校却说：“你的级别太低，不用知道太多，只需上报首长我的代号902！” 连长愣了一下，盯着眼前这个国军少校。油灯的火苗晃了晃，把那人的脸照得半明半暗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不像要诈，也不像求饶。 “902？”连长重复了一遍。他脑子里飞快地转。国民党那边用数字
真实的地下工作，遵循着极为严苛的单线联系原则。一个潜伏在国军内部的高级情报人员，他的身份只有极少数高层，甚至是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直接掌握。别说前线的一个连长，就算把抓获他的那个纵队司令找来，也未必知道“902”到底是谁。这种严密的制度完全是为了保护情报网的安全。只要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少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损失都能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。
在战场上被自己的部队俘虏，往往是潜伏人员最危险的生死关头。前线部队刚刚经历过血战，战士们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，对一身黄皮的国军军官自然充满了仇恨。倘若潜伏人员在这个时候选择沉默，极有可能被当成普通战俘处理，甚至在混乱的押解途中发生意外。
可轻易暴露身份的风险同样巨大。谁能保证审讯的基层军官里没有敌人的特务？谁能保证消息绝对不会走漏？
因此，报出“代号902”，是一种极其精准且冒险的破局方式。这短短的三个数字，毫无暴露自己真实姓名和具体任务的风险，又足以引起基层指挥官的高度重视。连长只要把这个数字层层上报，后方的情报首长自然能在绝密档案里对上号。
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大都经过严格的政治训练。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少校，连长深知事关重大。前线条件简陋，没有直通后方的电话。连长只能立刻安排最可靠的通讯兵，连夜赶往营部，再由营部通过野战电台或者专线，将这个神秘的代号直接越级上报到纵队政治部，甚至更高层级的首长那里。
在等待回复的这几个小时里，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少校一言不发，因为他身上极有可能带着具备战略价值的时效性情报。
仔细回看1947年的战略大局，当时在陕北战场，西北野战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多人，而面对的胡宗南大军足足有二十五万之众。兵力悬殊达到了惊人的一比十以上。在山东战场，华东野战军同样面临着国民党精锐王牌军的铁壁合围。在这样极度劣势的硬实力对比下，想要打胜仗，情报就成了左右战局的绝对生命线。
国民党军队明天要从哪个山口过，后天要在哪个村子扎营，炮兵阵地设在哪个山头，这些绝密信息只要提前一天送到解放军指挥员手里，两万兵力就能打出十万兵力的效果。所以，这位代号902的少校，肚子里装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王牌整编师的行军路线图，甚至是一份直接关系到几十万人身家性命的作战序列。
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，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兵力调动，只要晚送达几个小时，前线可能就会多牺牲成百上千的战士。这位少校顾不上什么个人的安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紧接上头，把敌人的作战计划交出去。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一名少校失踪，必定会更改作战部署和密码本。
潜伏工作的心理压力，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感同身受。这些人长期身处敌营，为了不引起怀疑，必须要比真正的国民党军官还要像国民党。上级来视察，他们要跟着一起痛骂对方；遇到地下党同志被捕，他们甚至还要冷着脸参与审讯。这种强烈的灵魂撕裂感，长期折磨着每一个潜伏人员的神经。他们连睡觉都不敢说梦话，生怕一句梦呓就葬送了整个情报网。
当这位国军少校坐在油灯下，看着眼前属于自己阵营的连长时，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是翻江倒海的。那是久别重逢的激动，却又必须死死压抑在冰冷的面具之下。毫无拥抱和流泪的余地，只能用那种极其冷静、甚至带点傲慢的语气，抛出那句保护情报的黑话。
历史上，在战场上阴差阳错回到自己人防线，并用代号接头的例子有很多。有的同志运气好，遇到了警惕性高、按规矩办事的前线指挥官，顺利通过层层上报核实了身份。交接完情报后，他们往往连一口热饭都来不及吃，又得立刻换上那身皮，趁着夜色重新潜回敌营，继续未完的任务。
但也有许多同志，运气并没有那么好。
战争年代的通讯条件极度落后。一份加急电报发回后方，等核实清楚再传回前线，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。在这几天里，战场情况随时发生巨变，部队可能随时拔营转移。更让人揪心的情况在于，掌握潜伏人员身份的唯一单线上线，或许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或者敌人的大清洗中牺牲了。那意味着，这条风筝线彻底断了。
一旦单线联系人牺牲，潜伏人员就会成为一只断线的风筝。手里捏着性命攸关的情报送不出去，在敌人那边要时时刻刻防着保密局的甄别，在自己人这边又被当成死硬的战犯。很多潜伏人员的身份，直到几十年后的和平年代，经历了漫长的调查才得以昭雪。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们默默承受着世人的误解，把所有的委屈嚼碎了咽进肚子里，毫无怨言。
火苗继续在油灯里跳动。最终，连长的谨慎挽救了这条至关重要的情报线。核实命令下达的那一刻，少校终于可以短暂地卸下伪装。那一刻的释然，足以抵消之前所有的担惊受怕。